一、中共九大投票的玄机
大家好，欢迎大家收听《纵横大历史》，我是主持人孙诚。今天，我们将继续进行文革历史系列节目。
在上一讲中，我们谈到了毛泽东和林彪围绕起草中共九大政治报告问题，所产生的明争暗斗。这场争斗，以毛泽东否定了林彪、陈伯达推出的强调“经济建设”的政治报告，采用了张春桥、姚文元起草的以“阶级斗争”为中心的报告告终。在1969年4月的中共九大会场上，不满的林彪面无表情地宣读了张、姚二人的那份报告，相当得意的毛泽东则是阴阳怪气地询问全场“林彪同志所作的政治报告，赞成不赞成啊”，并引发了整个会场手举红宝书的表忠。不过，林彪也不会咽下这个哑巴亏。1969年4月24日是中共九大的最后一天，这天，林彪展开了反击。
这天的会议上，中共进行了历来都是走过场的投票环节，推出中共中央委员，当时在会场上的代表共有1510人。如往常一样，毛泽东毫无悬念地获得全票通过，这表示毛泽东也给自己投了一票。周恩来获得了1509票，这是因为他没有投给自己。林彪得了1508票，这是因为林彪觉得自己的票数不能和毛泽东平起平坐，所以他和他的妻子叶群给自己投了反对票。而令人意外的是，江青只拿到了1502票，少了8票。至于另三个当红毛派大将康生、张春桥、姚文元，则更是只有1490多票。
对于这个投票结果，江青非常之不满。根据林系干将吴法宪的回忆，在投票结束后，曾有过这样一段事情：
“江青的选票不仅落后于叶群，也落后于黄永胜、我、李作鹏、邱会作等。这一下，江青、康生、张春桥、姚文元的脸色都变了，康生的脸色甚至比江青的还要难看。在大家来到江苏厅休息的时候，江青起哄了，大发雷霆，对我们喊道：‘你们的选票比我们的多呀！你们军委办事组的人威信高，老娘得票比你们少得多，难道你们对‘文化大革命’的贡献比我还大吗？’对她的挑衅，我们大家默不作声。“康生这个人向来比较鬼，对选举结果发生了怀疑。于是，他和江青就派中组部的郭玉峰来大会秘书处查选票。他要郭玉峰先查主席台上的选票，再查各个大区的选票，要查清楚究竟是哪个代表团少投了他们的票。”
事实上，这样的投票结果之所以会出现，背后确实是因为林彪系人马的大力活动。根据吴法宪的回忆，事情的原委是这样的：
“在选举之前，一次叶群在同我们闲谈时说：‘林总讲，现在江青太猖狂了。张春桥、姚文元过去都是榜上无名的小卒，现在的威望都这样高，看来当选中央委员是没有问题的，但是要使他们的选票少几张，不能让他们得全票，以杀一杀他们的锐气。’“陈伯达接着说：‘张春桥在上海不过是个小瘪三。’黄永胜也说：‘张春桥看不起我们，一次在机场公开说我们是大老粗，我当场回敬了他一句，说你在晋察冀不过是一个小记者。’在这以后，我们按照叶群传达的意思作了安排和布置，指定军队有的人在选举时不投江青等人的票。”
根据吴法宪的回忆，在康生和江青试图弄清楚是谁没有给他们投票后，事情传到了吴法宪和周恩来耳中，两人都表示这样做违反了中共党章，其后周恩来把事情告诉了毛泽东，毛泽东对此没有说话，事情就此不了了之。不过，吴法宪也在他的回忆录中谈到，他们忽略了一个重要的方面，就是江青在这类问题上一直在和毛泽东通气，是毛泽东站在江青身后。可以说，尽管事情不了了之了，但这件事实际上加重了毛泽东对林彪的敌意。
（以上内容见吴法宪回忆录第十二章第四节）
总而言之，在一片视投票为儿戏的闹剧中，中共九大推出了170名中共中央委员和109名中共中央候补委员，共计279人。其中，只有53人是上一届的中共中央委员或候补委员，有多达136人是军队干部，有90人是所谓“群众组织”的代表。这一格局，反映了以林彪为代表的军方势力的膨胀。此外，随着林彪在中共九大通过的新中共党章里正式成了毛泽东的“接班人”，以及林彪在投票问题上狠狠敲打了一番毛派，林彪的势头比以前要更盛。在这之后，他很快就做出了更大的动作。
二、林彪的“第一个号令”
当时，中共与苏共的关系已经跌到了谷底。1969年3月和8月，苏中两军在珍宝岛、铁列克提相继发生武装冲突，双方互有死伤，进入了大规模战争的边缘。9月11日，周恩来与和苏联部长会议主席柯西金在北京机场进行了会谈，使双方的关系有所缓和。
不过，中共高层继续着备战，在这年10月1日之后向各地疏散，其中毛泽东跑到了武汉，林彪跑到了苏州。10月17日，林彪向中共军队下达了一份文件，名为《林副主席第一个号令》。根据毛泽东的“大内总管”汪东兴的回忆，这一文件的要点为“一是抓紧反坦克武器的生产；二是组织战时指挥部，进入临战状态；三是各级领导加强战备值班；四是严密注视中苏边境的形势及时掌握情况，随时报告。”10月18日，时任中共军队总参谋长的黄永胜将这一命令下达到了中共全军。根据汪东兴的说法，林彪是在10月19日才采用电话记录的方式，以急件传阅将这个文件报给了毛泽东。汪东兴回忆当时的情形说：
“我拿此急件送给主席看，毛主席看后，一脸不高兴的样子，对我说：‘烧掉。’我以为主席是让我拿去烧了，还没等我反应过来，主席自己拿起火柴一划，把传阅件点着，给烧了。接着，他又拿起传阅件的信封又要烧，我赶紧对主席说：‘主席，不能烧，你都烧了，以后查问起来，我无法交代。留下这个信封上面还有传阅件的编号，你不要烧了。’”
（以上内容原载于汪东兴回忆，亦见于1998年9月21日出版的《华夏文摘》增刊第156期）
按照汪东兴的说法，林彪是绕开了毛泽东自作主张地下了这个命令。不过，对于这件事的真相，直到目前仍有不少争议。根据林彪的秘书张云生的说法，这个命令在10月18日下达的当天，叶群就已表示将它的内容告诉毛泽东。在这之后，这个文件才由黄永胜向中共全军下达。吴法宪的回忆录也表示，毛泽东曾通过汪东兴给叶群打电话，表示他对林彪的命令没什么意见。可以说，对这件事各执一词的双方，必然有一方说的是完全的假话。但在相关档案解密之前，我们也很难知道真相了。但无论如何，这件事都显示了林彪在军队中的强劲实力，也引起了毛泽东对林彪的进一步猜疑。根据文革史学者萧象的总结，这件事背后的逻辑是这样的：
“在权力高度集中的封闭社会，当一、二把手关系已有间隙，一把手对二把手多有戒备和猜疑的敏感时期，任何来自二把手与属下的动静尤其是不慎，都会引起一把手的（强烈）反应与（深度）怀疑。毫无疑问，林彪的‘一号号令’进一步加深了毛对林的猜忌，也加大了毛林之间的裂痕。在毛泽东看来，林彪势力尾大不掉，已是到了需要抑制与削弱的时候了。”
（萧象：《再探林彪的“一号号令”》，爱思想网，2021年10月30日）
三、中国国家主席的存废，点燃毛林直接冲突
于是，随着毛林关系的裂痕越来越大，双方的直接冲突很快就点燃了。双方直接爆发冲突的节点，是1970年8月23日至9月6日的庐山会议。
这次庐山会议的正式名称，是中共九届二中全会。会议的原本议程，是中共中央聚集在度假胜地庐山，讨论召开四届人大、修改宪法的问题。在这之前的第三届人大，是在1964年12月召开的，按照中共的规定，理论上人大这个橡皮图章应该是五年一开。不过，由于文革爆发，新一届人大的召开一拖再拖。毛泽东也需要召开人大修改宪法，从而在宪法层面巩固他通过文革造成的政治路线。不过，这次会议实际上却是离题万里，变成了毛派和林系人马的正面冲突。至于冲突的引爆点，看上去也是一个似乎无关紧要的问题，那就是要不要设置中国国家主席这个职务。
在文革前，长期担任中国国家主席职务的人是刘少奇。在以党治国的中共体制下，国家主席这个职务实际上礼仪性质大于实质。在刘少奇倒台后，代理这一职务的人是80多岁的中共元老董必武。由于这一职务需要处理种种繁琐的礼仪事务，不耐繁剧的毛泽东对它没什么兴趣，但这时候董必武年纪也很大了，很难继续胜任下去。于是，要不要继续设立这个职务，就成了一个问题。在文革前，刘少奇既是毛泽东的接班人，又是中国国家主席，这个职务实际上是对“接班人”地位的又一层保障。按照之前的逻辑，新一任中国国家主席应该是已经有了“接班人”头衔的林彪。不过，对林彪已经有了很强猜忌心理的毛泽东却另有考虑。
1970年3月，周恩来致信毛泽东，向他报告了新宪法草案，毛泽东则明确表示不再设立国家主席。这个月的16号，中共中央政治局又就修宪问题给毛泽东写了请示报告，毛泽东则再次表示不设立国家主席。另一方面，身处苏州的林彪在通过周恩来得知了毛泽东的看法后，于3月9日通过叶群告诉林系干将黄永胜、吴法宪，表示他赞成设立国家主席。于是，在3月17—20日的中共中央工作会议上，黄永胜、吴法宪就高调地坚持应该设立国家主席，并引发了激烈的争吵。毛泽东得知这件事后，又再次表示不要设立国家主席、他自己也不想当国家主席。在这之后，林彪又通过秘书转告毛泽东，表示他建议毛泽东当国家主席，毛泽东则没有理睬这一提议。4月11日，林彪又一次向中共中央政治局表示，他建议由毛泽东担任国家主席。12日，周恩来主持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同意了林彪的提议，随后再次被毛泽东否决。
然而，这一切还只是前哨战。随着庐山会议的临近，更大规模的冲突猛烈爆发了。
感谢大家，这个星期就讲到这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