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8年，一场名为“清理阶级队伍”的政治运动展开，将文革带入了极为血腥的一幕。这场运动是一次异常惨烈的政治镇压，它所造成的死亡人数极为惊人，超过了文革武斗。
1968年8月，毛泽东向清华工宣队赠送了一篮芒果。很快，事情就向魔幻的方向发展而去，芒果成为了一种被邪教式崇拜的对象，这股芒果邪教之风从北京刮向了中共治下的各地。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1968年7月27日，大批工宣队人员开进了清华大学，造反派覆灭，标志着“三年文革”走向终结。毛泽东在这一事件中有句名言“黑手就是我”，暂且将这一事件命名为“黑手行动”。
1968年春夏，北大、清华等北京高校中发生了大规模武斗，其中以清华百日大武斗最为知名。武斗的双方从冷兵器交战开始，后来演变为热兵器交火。不过，当年7月27日，整个文革出现了重要的转折点。
1967年，北京的中学红卫兵分裂成了相对激进的四三派和相对温和的四四派。其中，四三派的文章《论新思潮——四三派宣言》，成为了激进造反派论述他们政治立场的重要文章。
在文革造反派中，存在着立场更温和、更激进的两类不同组织。这两类组织背后的政治观点有什么差异？我们可以以温和造反派的重要文献《四一四思潮必胜》，先来看看温和造反派在想些什么。
在老红卫兵倒台后，北京的造反派红卫兵们发生了分裂。其中，大专院校红卫兵们分成了天派、地派两大阵营，展开了激烈的武斗。他们为什么会这样？是真的都疯了吗？
1968年3月，中共上层发生了一场名为“杨余傅事件”的政治清洗，中共军队代总参谋长杨成武、空军政委余立金、北京卫戍区司令傅崇碧宣告倒台。这起事件背后，有着复杂的原委。
1967年8月，中央文革小组的毛派骨干王力、关锋、戚本禹突然倒台。这一戏剧性的政局变化背后，实际上是毛泽东、林彪、周恩来三人的“斗法”。
1967年夏天，在文革的狂热气氛中，中国在外交方面四处出击，大搞“战狼外交”，制造了不少影响很大的狂热外交事件，焚烧蒙古国大使专车事件就是其中一个例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