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台去年8月披露，香港反送中抗争者梁柏添因“暴动罪”被判囚4年，出狱后被港府追讨172万港元，作为对示威中受伤警员的薪水和病假赔偿。受到“二次迫害”的梁柏添，在近半年后终于获得台湾的专案居留。“当我知道我的联审通过以后，我的心情是蛮激动的。”梁柏添在农历春节前接获通知，难掩内心的激动。
他回忆去年6月12号抵达台湾后，生活虽未遭遇太大的困难，但因为离开香港，长期与家人分离，尤其像是圣诞节、新年这种家人团聚的节日格外想家，联审一度没能过关，让他心情忐忑不安。“联审通过后，将来我能获得工作签证，也表示我在台湾能有更安稳的环境落地生根。衷心感谢台湾政府，给我们这些受到香港政治审判，而被迫流离失所的手足们，提供安全的避风港。”
香港抗争者出狱面临天价求偿
2019年7月在沙田新城市广场的警民冲突，是“反送中”运动初期最为激烈的一次，有警员被咬断指头受伤。梁柏添是当时在场被拘捕的抗争者，其后因“暴动罪”被判囚4年，出狱后被香港律政司代警务处处长追讨经济损失，包括当天冲突中两名受伤警员分别336天及42天的全薪病假赔偿、涉及的利息和诉讼费等共172.5万港元。梁柏添因担心再留在香港有风险，6月时决定流亡台湾，并申请专案留台。
梁柏添解释，他的案件发生在反送中运动早期，是第二宗民事赔偿案例，也是香港首宗相关人身赔偿事件。同案者共三人，其中一人曾被求偿160万港币后逃往英国，另一人已与香港律政司达成赔偿协议。他则同时面临两位警员追讨总额170万港币的赔偿要求。此外，梁柏添在香港另有三宗案件在审，其中一宗为香港警务处署长向他求偿但金额未定，另一宗员警虽伤势较轻，也有意要求高额赔偿。
香港抗争者面临二次迫害
自香港反送中运动以来，2019至2020年间抗争者被抓捕与受审的数量超过一万人。梁柏添指出，他们出狱后，在香港仍难以回到正常生活，反而遭遇“二次迫害”。“现今中共及港共政府不仅透过直接身体伤害，或跟踪监控打压异见分子，才称为迫害。还会运用法律手段等，断绝我们抗争者重生的可能。”
他对本台表示，香港曾先后经历2011年的“占中”运动与2019年的反送中运动。港府在“占中”运动吸取教训，就算经过所谓的“秋后算账”，仍无法压制尤其是香港的新一代的年轻人或学生族群，心中的抗争火苗再度燃起。香港政府从打压反送中运动的经验，发现香港抗争者具有与中国或其他国家截然不同的基因。
“我们能够在香港那个较艰难或是较沉默的环境之下，还有余力可以燃烧起来。对于脆弱的政权而言，他们认为哪怕只有一个火苗，都要将其熄灭，”梁柏添说。
梁柏添说明他们面临的二次迫害：在政治审判后，还要在刑事条件下加诸政治因素，让他们的案件一直持续无休无止地持续下去。以他的例子为例，目前面临两名警员合计追讨170万港币赔偿，尽管按照香港法律，可以申请破产解决部分债务，但这不是破产能解决。破产后生活将遭遇严重监控，包括收入、支出等个人资料都会曝露在政府的监控范围内，完全掌控他个人的自由度。
除此之外，梁柏添指出，其他出狱的抗争者还遭遇银行帐户被冻结、再次遭受监视、跟踪甚至家人受到骚扰等问题。这些举措表面上依据法律程序进行，但深层目的则在于切断年轻人正常融入社会的机会。“我认为在这方面，港共政府做得比中共政府还要积极。”
反送中抗争者出狱面对新样态
在梁柏添抵台后，济南基督长老教会主任牧师黄春生持续为他提供各项援助。黄春生接受本台访问时表示，梁柏添是反送中运动首批出狱者，成为港府针对抗争者实施“二次迫害”的指标的新样态。香港政府不仅将抗争者关押，出狱后更利用民事求偿手段加以压制，让他们无法重获新生。他们即使出狱后努力工作，甚至选择破产，仍需承担庞大赔偿责任。
黄春生说：“这些民事赔偿都是伪造的控诉，抗争者先前认罪，像是暴动罪等，成为警察扣上袭警指控的借口向他求偿。这等于让他们工作的劳力所得，被迫拿来给诬告的警察赔偿，这很不合理。”
他认为香港政府除了把这些抗争者关起来，将他们压得生活喘不过气，彻底消磨抗争者的抗争意志，这是非常不公道的“二次迫害”。“中共或是港府对自己非常没信心，他们担心这些出狱的人，会不会成为下一波的抗争、更大的力量的推手。因为没有自信和恐惧，所以才需要以这些手段打压出狱的抗争者。”
在台湾，服刑结束的人理应只剩下案底，成为完全的自由人。黄春生提及，也因此在梁柏添申请专案居留审查过程，台湾方面一度不了解香港所谓“二次迫害”的严重性，而被要求补充资料，以证明自己留在香港为何仍有风险。然而，香港与台湾是截然不同的状况，服完刑期后除了留下案底，还持续存在风险，甚至被罗织其他罪名。
所幸，经过各方半年来的奔走与努力，梁柏添已通过联审，目前等待公文通知。台湾的陆委会回应本台应询表示，对于人道援助专案情形，陆委会没有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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