柏林墙倒塌后，世界上对于极权主义的认识的争论集中于究竟是否能够把希特勒的极权主义和共产党极权主义相提并论。在这个争论题目下，究竟是否能够把红卫兵和党卫军相提并论，也引起人们的关注。
旅居德国的社会学家王容芬博士，六六年九月曾经以自杀公开反对毛泽东的文化大革命，后被判处无期徒刑。在文化大革命以及“红八月”过去四十五周年的时候，她再次从不同方面揭示了为什么人类必须牢记“红八月”的教训。对此，她特别提到，红卫兵实际上对人类产生的危害和威胁比党卫军还要大。她说，“清华大学附属中学红卫兵组织的赛义德，汉名张承志，用日文写了一本书，叫《红卫兵的时代》。一九九二年在日本岩波书店出版。张承志认为，这是第一本关于早期红卫兵运动的正面的总结。他说，对此我有认真的把握，因为在所谓老红卫兵成员中，我尚未发现有谁比我对红卫兵造反事实的意义更肯定。其次是因为十几年来我一直留心了西方六十年代的学生运动和左翼运动。我注意到了他们不可否定的意义。这是赛义德，张承志的原话。”
为此，王容芬博士从自己所经历了解的历史和社会，从两方面具体驳斥了张承志的论点。
首先，她说，“红八月”的残暴是没有人敢于否认的，而这个残暴的主导和实施者不是专制机器的军队警察，而是红卫兵。“公安部长谢富治八月下旬竟然说了这么一句混账话，他说，过去规定的东西，不管是国家的还是公安机关的，不要受约束。在他的指示下，八月二十二号公安部还制定了一个严禁出动警察镇压学生运动的这么一个规定，规定不准以任何借口出动警察干涉镇压学生运动。公安部长谢富治让红卫兵放手行凶去。”
王容芬博士说，“红八月”中国社会的各个角落的恐怖和残暴都有红卫兵的参与和影响，为此，她特别谈到北京郊区几天内屠杀几百人的大兴惨案。“我是一九六六年九月二十四号入狱的。两年后，一九六八年九月突然通知我参加一个毛泽东思想学习班。在这个讲习班里为了帮助我们写认罪书。请来一个人作报告，叫陈荣金。陈荣金是何许人，他是政法大学政法公社的头。六七年北京市成立革命委员会，他担任了常委。他到我们那里讲的时候，提到了一点，说大兴惨案和他有关。后来军代表跟我们讲，说惨极了，这小子罪过不轻，可就这么轻易把他给放了。为此，我就知道，是政法公社下去要求大兴县要组织这种屠杀与阶级斗争的，说如果你们不起来，阶级敌人就要反扑了，就要杀贫下中农了。县里挡住了，后来他们就到公社煽动。公社一层正在开三干会议，里面大辛庄这些地方的干部就下去执行了。政法学院是教育法律的大学啊，是这种地方的红卫兵组织煽动制造的大兴惨案。这就是文革啊！”
对于红卫兵的国际影响，王容芬博士说，“我本人身在西方，也关注六八年人、毛分子，特别是铁杆毛分子，赤军旅的恐怖活动，他们是一群反人类的杀人犯。所以我跟张承志的看法是截然不同的。”
以上是自由亚洲电台特约记者天溢由德国发来的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