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系列 -- 中国文化大革命II。文化大革命的进程} &> <& /mandarin/ui/ssi/navbar.mas &> 历史系列 -- 中国文化大革命II。文化大革命的进程
{毛恢复旧秩序}毛泽东利用文化革命这种非常方式在1967年打垮了刘少奇的官僚体系后，发现他放的野火已经难于驾驭。红卫兵横冲直撞，毁灭文明，并发展到放火焚烧英国和印尼驻华使馆的地步。后来，青年学生、知识分子与工厂工人又划为派系，其中特别是“造反派”，其改变自己文革前受压的地位，争取自己的基本权利的意志和表现，确实可圈可点。当时，各地两大派都打着毛的旗号，互相却斗得你死我活，并从文斗发展为武斗，已濒于内战边缘。毛为了控制局势，不得不起用了他最后一张王牌――军队来收拾局面。于是，各省市代替被摧毁的旧官僚体系的，是以军人为主的所谓“革命委员会”。1968年，毛解散了他一手扶植起来的红卫兵，把他们赶到了农村，使他们的革命幻想和社会地位受到致命的打击。1969年4月中共的第九次代表大会，号称“全国山河一片红”，文革已经取得伟大胜利。但与会的代表中却竟然有45%是军人，而支持毛文革的军人林彪被党章正式定为毛的“接班人”。中国已变成一个文明蜕化的野蛮的准军事国家。 中国的经济在这样的混乱时局下停滞不前，由于生产效益与劳动者的收入不发生任何关系，因此，整个中国大陆实际上已变成一个“懒人社会”，官方对经济已经束手无策，而老百姓的日常生活却日益暗淡艰难，与当时充斥全国的火红革命口号恰好形成鲜明的对比。在这种情况下，毛泽东的新秩序已经变得越来越行不通，进入死胡同，他不得不致力于恢复秩序。 毛恢复旧秩序的努力有两个基本方向：在内政上，逐步淡化军方在政权中的影响力；在外交上，为摆脱日益孤立的态势，为应付北方邻国苏联的巨大压力，开始暗中向他多年来的头号敌人美国摇动橄榄枝。这两个方向，都意味着从文革中暴发崛起的林彪势力的衰落，以及以周恩来为代表的旧官僚势力的上升。 毛和周用了极为精巧的政治手腕来突破外交困境，整顿内政，搞掉林彪，而恰巧美国当时也有同样的国家战略利益的需要，于是，一拍即合，在历史上留下了1971年7月基辛格秘密访问北京和同年9月13日林彪的座机在外蒙古坠毁的两大著名事件。后者的真实内幕至今仍处在神秘的黑墙背后，成为历史之谜。不过，这两件事发生的时间如此之接近，已经说明了二者之间神秘的内在联系。{启蒙的萌动}林彪之死，是文化革命中的一个重要分水岭。它实质上是解除了毛泽东笼罩在全中国之上的魔咒。从此，毛泽东“洞察一切”的神话破灭了，文革作为一场大悲剧大闹剧的形象逐渐显现出来了，知识青年的被欺瞒被利用的感觉骤然产生了。同时，也由于联美抗苏的需要，或多或少使外部世界暴露在中国人眼前，于是，“世界三分之二人民处于水深火热之中”成为对于中国人自身水深火热状态的巨大嘲弄。自此之后，普遍的幻灭感弥漫了，深刻的怀疑滋长了，知识青年的地下读书活动兴起了。《第三帝国的兴亡》、《新阶级》甚至海耶克的《通向奴役的道路》等等内部发行的“白皮书”、“灰皮书”，在青年人中间迅速地流传着，象阅读被偷来的圣火，如饥似渴，废寝忘食。那些曾经在毛的魅力下疯狂的年轻人，在中国农村惊人落后乡间和暗淡的油灯下，苦苦思索着中国灾难的原因及其将来的命运。各自在探索自己的答案。 这些精神历程必定要结出它的思想果实和社会果实。于是，传承着文革初期的遇罗克和杨曦光等的精神传统，李一哲的《论社会主义的民主与法制》等各种重要文章和大字报破土而出，在中国人中，文革末期正在酝酿着一次重大的思想启蒙。{“四五天安门事件”}前已说明，毛泽东在文革后期不得不部分恢复旧秩序，在周恩来帮助下，打开了中美关系及搞垮了他的文革盟友林彪。在一段时间内，他依靠周恩来，起用文革初期被打倒的邓小平主持政务。于是，政府与经济管理由周、邓为首的务实的旧官僚负责，而宣传舆论与文化教育由毛夫人江青为首的上海帮文革新贵负责，形成“左右”派系对峙共管的格局。 邓小平恢复全国秩序的整顿措施必定涉及对文化革命的部分否定，这当然引起了江青一派文革得益者的反对；而文革作为毛后半生的主要事业，无疑涉及他的历史地位和评价。因此毛虽然在两派之间搞平衡，但本质上是为江青的“四人帮”撑腰的。其中更重要的是，两派谁胜谁负还涉及到毛之后权力由谁继承的问题。 于是，一场冲突终于不可避免地发生了。 毛支持江青等首先公开批判邓小平，指责他否定文革。接着，发动了所谓“批林批孔”运动，在毛的纵容下，毛妻江青等组织人马在全国“评法批儒”，“批周公”，“批党内大儒”，矛头直指周恩来。 周恩来当时已经病入膏肓，自从1975年初他在人大提出“实现四个现代化”的纲领后，就一直卧床不起，直至1976年1月8日去世。当时，不得人心的江青一伙禁止人们的追悼活动。但是到了4月5日清明节这天，数以十万的民众不顾阻拦，涌到天安门广场“人民英雄纪念碑”附近，用花圈和诗歌汇成了白色的海洋。人们向周恩来致哀，支持邓小平主持政务，强烈表达对“四人帮”的抗议，并宣称“秦皇的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了”，矛头直指毛泽东，直指中共的专制。这次事件是一次前所未有的公开民意表达。当天晚上，当局出动几十万民兵，手持棒棍，血腥镇压了群众的这一集会。 这就是著名的1976年“四五天安门事件”。在这次事件中，周是作为替代毛的政治符号而被启用的，是作为毛的竞争性对立形象而出现的，由於不可能直接反毛，因而颂周就成了反毛的基本方式。不容否认，“两害相权取其轻”，周式的官僚体系的专政仍比毛式的血腥暴民专政好许多。四五事件蕴涵的反毛情绪，预示着毛时代已经进入尾声。 {毛之死与文革终结}“四五天安门事件”之后，中国政治日益黑暗，发生大倒退。当时主政者的一系列荒谬措施引起了天怒人怨。中国民间与极左的当权派之间的鸿沟已到了非解决不可的时候了。不久，1976年7月，唐山发生大地震，死了几十万人。按中国传统看来，这是变天――即皇朝崩溃的前兆。果然，地震之后两个月，毛泽东于9月9日驾崩。一个历史的机会出现了。 1976年10月6日，务实派的元帅叶剑英等与毛钦定的倾向折衷的接班人华国锋联手，用非常手段逮捕了毛的遗孀江青为首的文革派上海帮。这件事标志着文革真正彻底结束了。同时，也标志着毛泽东时代的正式终结。 在毛时代结束与新时代的方向获得确立之间，有一段扑朔迷离的时期。中国究竟走向何方？成为全社会上上下下都关心的问题。在这种时候，文革後期中国人特别是青年人中经历的痛苦思考和探索有机会展示它的基本成果了。这一成果的核心，就是民主。它的具体外化，就是后来著名的“西单民主墙”和民办刊物的出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