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由亚洲电台所有的评论只代表评论员们个人的立场。) 自六四事件后，对于中国内部趋向民主的因素，北京当局发誓要把它“消灭在萌芽状态”。这种强力的政治镇压，使中国大陆的民主自由力量陷入相当长一段沉寂或低潮。 后来，商业大潮兴起，官方意识形态衰微，中国社会逐步出现了一些新的空间，从冬眠中苏醒过来的知识界，一步一步在重新积聚人文精神以及后来的自由主义研讨的气氛。 中国的这种松动，源于几个基本的因素：一是国际社会的外缘影响与压力，二是国内的努力把中国引入国际经济和政治秩序的力量：其中部分是自由派知识分子；另一部分则是致富者需要引入国际通行的法律来保障自己的财产权；还有甚至是中共内部急于用经济成就来使中共重获统治合法性的人，而经济成长与加入国际秩序是息息相关的。 1997年初，中国的强人邓小平去世，一个新的历史机会开始呈现出来。 邓的继任人江泽民开始从外交入手探索自己的政治方向。包括以经济改革闻名的朱熔基总理在内的新领导集体利用大陆市场作诱饵，扩展中共的国际地位。为了回应国际社会的压力，在此期间，北京先后以保外就医名义释放了魏京生和王丹这两位最著名的异议分子到美国，并达成了江泽民与克林顿总统于1997和1998年互访的愿望。 自1998年春起，在北京的大学和学术团体开始掀起一场有关民主的争鸣,知识分子要求限制共产党的权限。在中国思想政治领域,活跃的气氛正在悄然兴起。知识界重新引进和介绍自由主义思潮，建议政府接受源自西方的普遍人权标准。还有人公开提出中国需要像美国那样,建立独立的司法制度。在克林顿访问时，北京电视转播了他批评六四镇压的克江辩论。北京还先后签署了《经济、社会、文化权利国际公约》和《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这两个联合国最重要的人权公约。在1998年6月美国总统访华时，中国杭州的异议人士甚至公开申请组织[民主党]，从而使这一波活动达到高潮。 中国出现这种所谓[北京之春]，显然与邓下平的去世、北京产生了新的领导集体、以及中美首脑互访三个因素有关。 然而，这种宽松实际上是很有限并且是尝试性的。主要限于体制内的学者和专家，绝对不允许独立工会和民办刊物等。一旦当局发现稍有失控迹象，马上重返镇压的老路。(以上是自由亚洲电台特约评论员陈奎德作的评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