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由亚洲电台所有的评论只代表评论员们个人的立场。) 1918年三月，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尔什维克派)更名为共产党，列宁解释说是“脱掉民主这件可爱的肮脏的衬衫”。 显然，这是不祥的预兆。 1918年春季，俄国农村发生大饥荒，当局开始实行粮食垄断制，取消了自由贸易和一切市场。从城市征召征粮队赴农村强行征收余粮，把农民的口粮甚至种子搜刮一空，殴打乃至杀害抗拒交粮的农民。这种征粮被列宁赞赏为“十字军讨伐”。 在城市，当局为标榜自己是所谓“工人的国家”，于是，开初实行了所谓“工人监督条例”，实施所谓工人自治管理，这使工人完全蔑视原有厂长与工程师的管理秩序。工人自行拿走产品以出卖，缺勤率上升，生产秩序混乱，经济处于崩溃边缘。鉴于这种无政府状况，苏共立即跳到另一极端，它于1918年6月颁布大工商企业国有化法令，严厉整肃纪律，实即剥夺基本的公民权利，实行军事管制。并要求工人履行对国家的义务，在工作时间之外实行无偿义务劳动，工厂变成了劳动营。由于遭到工人大规模罢工抗议，于是，解散原有的独立工会，由苏共提名工会领导人，使工会政府化、政党化。工人已失去一切反抗手段，陷入奴隶状态。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实际上在对无产阶级实行专政。 此时苏共实行的，就是著名的“战时共产主义”。 由于战时共产主义政策在农村严重破坏了农业生产，在城市引发工人强烈不满；失去了广泛的支持，经济受到严重破坏，饿殍遍野，水兵造反，俄国面临一个爆炸性的难于控制的混乱局面。于是，在1921年三月，列宁不得不改弦易张，让步回头，实行“新经济政策”。以粮食税取代余粮征集制，允许一定限度的自由贸易。这种回归常识、回归文明社会基本准则的政策使经济得到一定程度的回升。但是，对于农村暴动和工人罢工，当局仍施以铁拳，残酷镇压。 苏俄建政初期由“战时共产主义”而回归于接近常识的“新经济政策”，预示了共产国家的一个基本循环性节奏，即：开初狂热实施意识形态的极左政策，等到碰得头破血流完全失败后，不得不回到常识，实行改革调整；随后，又重复上一过程....，如此循环往复不止。苏俄如此，后来的中共也亦步亦趋、重蹈覆辙。这恐怕已是共产政权难于摆脱的规律了。(以上是自由亚洲电台特约评论员陈奎德所作的评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