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由亚洲电台所有的评论只代表评论员们个人的立场。) 政府是权力中心。在历史上，社会的稳定总是靠强大的权力中心来维持的。缺乏权力中心或权力中心失控，社会就会发生混乱。但是，权力的滥用，同样会使社会发生混乱。中国传统的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大权独揽，更是不可能不滥用，所以历史总是一治一乱，周而复始。如何制约政府权力，防止政府权力的滥用，人类几千年没有解决问题。 近代的宪政民主以宪法的权威来制约政府权力，有效地防止了权力的滥用。仅仅凭借政府权力自上而下的强制，社会的稳定是暂时的。对政府权力的制约是自下而上的监督和广泛的政治参与，更有利于维护持久的稳定。社会不稳定的原因往往是政府不守法；因而政府守法才能求得真正的稳定。中国领导人所说的“稳定压倒一切”就是以自上而下的强制压出来的稳定。稳定压倒了自由，稳定压倒了民主，稳定压倒了人权，稳定还有什么意思？一切都被压倒了，一切都将起来反抗。压倒一切的稳定，孕育着一切都不稳定。 以宪法的权威来制约政府权力，是十七、十八世纪先进思想家的主张。根据天然利权论、社会契约论，人的利权高于政府的权力，得出一个千古未有的结论：损害人的利权的政府，人民可以把它推翻；不符合人民意志的契约可以重新订立。这对于追求民主、实现宪政提供了有力的思想武器。宪法权威是契约权威。商品经济的高度发展，造成契约关系的普遍化。宪法就是全社会最高的契约，通常叫做“人民和政府之间的契约”。 在专制社会，法的权威来自王的权威。在民主社会，政府的权威来自宪法的权威。宪政的力量就在于使政府不得不服从宪法。不服从、不遵守宪法，政府就丧失它存在的合法性；丧失合法性的政府，迟早要垮台。民主社会的政治家们也不是天生守法、乐意守法的，他们想逃法、枉法、违法，问题是制度和舆论不答应。尼克松在“水门事件”被揭露以後，陷入四面楚歌：国会弹劾，报纸谴责，抗议的电报如雪片飞来，批评的电话常铃声不断。就因为总统违法，丧失了合法性，只好下台。被美国人民唾弃的尼克松成了中国领导人的好朋友。毛泽东和尼克松的女儿、女婿谈话时说：“‘水门事件’不就是两盒录音磁带的事吗？有什么了不得！”毛泽东的幽默是以他伟大领袖的权威去嘲笑宪法的权威，表现了中国式的权威和美国式的权威格格不入。中国的问题就出在破坏了法制也没有什么了不得。 以宪法权威为标志的民主共和制是马克思主义所赞成的。马克思指出：“愤恨资产阶级，要求改造社会，要把民主共和机构保存起来，作为实现这种改造的工具。”（《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477页）恩格斯直到老年还说：“我们的党和工人阶级只有在民主共和国这种政治形式下，才能取得统治。民主共和国甚至是无产阶级专政的特殊形式。”（《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2卷第274页）请注意，资产阶级的民主共和国竟是“无产阶级专政的特殊形式”。苏联和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者”从来没有把这种思想告诉人民；相反，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者”还在那里大反“资产阶级自由化”。在民主共和制下，才能建立以宪法为权威的守法的政府。二十世纪建立了一种以政党为权威、以个人为权威的无产阶级专政，是无法无天的政府，根本不符合十九世纪无产阶级专政学说创始人的原意。(以上是自由亚洲电台特约评论员郭罗基所作的评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