布拉格之春――社会主义国家的自由民主尝试 -- 陈奎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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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拉格之春的兴起]我们曾讲过，1956年匈牙利事件代表了共产国家早期的自由民主以及国家独立的渴求。它虽然被残酷镇压，但火种已在东欧国家播下了。加以赫鲁晓夫从1956年开始的以非斯大林化的“秘密报告”为标志“解冻”，促使了东欧各国的社会改革。其中，捷克斯洛伐克是一个典型，尤其是它的知识分子，非常活跃。到六十年代中期，由于计划经济的失败，捷克当局已经不得不开始经济改革，并向西方作有限度的开放。到了1967年春天，捷克已形成某种相对独立的民间社会，以哈维尔为代表的捷克作家甚至不顾当局干涉，在作家协会上宣读了索尔仁尼琴致苏维埃作协的公开信。当时，改革已经成为整个捷克社会的共识。 在这一背景下，1968年1月5日，改革派杜布切克接任了捷共第一书记。于是，一场轰轰烈烈的改革兴起了，史称“布拉格之春”。 杜布切克上任后，一方面举荐斯沃薄达将军为捷克总统，表明与苏联联系的意愿，另一方面加强改革，提出“有人性的社会主义”的口号，并于4月公布了“捷克斯洛伐克走向新社会主义之路”的改革纲领。他们大规模地平反斯大林大清洗时代的冤假错案，释放被囚禁的知识分子，放松对新闻媒体控制，鼓励自由的学术讨论，允许公民自由出国，松弛对宗教的监控，在党内选举中推行无记名投票，限制领导人任期，......。这些举措，使捷克斯洛伐克出现一种欣欣向荣的动人政治局面。[布拉格之春的终结和历史影响]但是，在莫斯科眼中，“布拉格之春”既是对社会主义原则的背叛和挑战，同时，它还有泛滥扩展到其他东欧国家的隐忧，因此，必须消除这个心腹大患。从68年3月到8月，苏共头目勃列日涅夫以及其他东欧共产国家领导人与杜布切克举行过五次高峰会谈，企图压服他放弃民主改革。杜布切克强顶硬磨，拒不就范。于是，摊牌势在必行了。 不过，苏共与华沙条约国首脑们在摊牌前夕的表演实在是可圈可点。8月3日，他们在与捷克的最后一次高峰会上还信誓旦旦地祝贺捷克在“华沙条约内部继续进行民主实验”，但十六天之后，六千三百辆坦克就开进了捷克，历时八个月的“布拉格之春”被坦克车的履带碾碎了。从此，坦克成为共产国家极权镇压的象征，一直延续到1989年的天安门。 面对野蛮的坦克，捷克人民没有屈服，他们用沉默抗议和逃亡出走来反抗。杜布切克被逮捕，然而他拒不屈服，后被押往莫斯科，苏共逼迫其签署一个妥协性文件，然后不得不释放他回国。回国后，他重新担任第一书记至69年4月。他在此期间，虽无法进行民主化改革，但仍捍卫并扩大了民族自主权。后来，在苏军兵临城下的情势下，以胡萨克为首的亲苏当局开始进行大镇压，把捷克带入了一个空前的“黑暗时期”。他们大肆逮捕，数千人入狱；数以万计的人被开除公职，50万人被开除出党，并株连到妻子儿女。 “布拉格之春”虽然被镇压下去了，但镇压的代价是极为严重的。事件之后一年，戈尔巴乔夫69年去捷克考察，发现捷克人极端仇视苏联。他后来回忆到，从那时起，他认为不仅不应镇压捷克，而且苏联也应当追随捷克，进行改革。 镇压过去多年之后，捷克的公民社会仍然坚持以各种方式表达自己的抗议。其中，影响最为深远的是，在1977年，在东西方共同签署的“赫尔辛基宣言”的启示和激励下，以著名作家哈维尔为首的260名捷克异议知识分子签署了著名的“七七宪章”，从而吹响了共产帝国衰亡的先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