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由亚洲电台所有的评论只代表评论员们个人的观点。) 毛泽东虽然对赫鲁晓夫1956年反斯大林的报告极为恼怒，但他当时还有求于苏共 -- 主要是需要苏联的原子弹技术以及在中国援助的近万名专家，因而双方分歧并未公开；毛反而在1957年苏共立国40周年时亲赴莫斯科捧场，肉麻地奉承了“老大哥”一阵。 但是，正在苏联进行有限改革的赫鲁晓夫，对于毛泽东后来的极左狂热的大跃进很是不满，对之提出了批评。毛被激怒，反唇相讥，指赫鲁晓夫的苏共搞“修正主义”，意为赫鲁晓夫背叛了马列与斯大林的正统共党路线，而人民公社将使中国先于苏联抵达共产主义。自此，中苏双方关系出现明显裂痕。赫鲁晓夫后来于1958、1959年两度访问北京试图修补关系，但受到毛的傲慢接待，二人谈话很不投机，裂痕进一步加深。毛此时高扬民族主义，借以蔑视赫鲁晓夫，连1958年炮击金门的计划也对自己的军事盟国苏联事先守口如瓶。对此赫鲁晓夫极其恼怒，因为此举有可能把苏联推到与美国直接对抗的火坑中。原因是在当时，苏联对中国，犹如美国对台湾，都是军事同盟关系，苏、美对中、台各自都有条约义务。一旦搞得不好擦枪走火，就会导致美苏直接军事冲突。有鉴于此，苏共公开表示不支持北京在台湾海峡的军事冒险。在1962年中印边界冲突中，苏联也站在印度一边批评北京。最后，苏共干脆突然撤走了在华援助的技术专家，连图纸也一并带走了。 至此，中苏双方的分歧已经不可能隐瞒了。于是，从1963年起，中共与苏共开始公开对骂，即以苏联及其他东欧共产国家为一方(多数派)，而以中共和阿尔巴尼亚共党为另一方(少数派)，开启了共产主义阵营内的意识形态大论战。在中国，这场论战被官方称为“反修防修”的斗争，以著名的九篇“评苏共中央公开信”(即“九评”)为代表。双方都指责对方为共产主义的异端。那时，中国无处不在的大小广播报纸时时都在播送和刊载上述“反修文章”，充满了伟大的空话，铿锵有力，与其说是在与苏共论战，不如说更多的功用是在给全中国老百姓“洗脑”。与这种“反修”的歇斯底里相平行，中国进入了日益极端的左倾大旋涡之中。 客观地观察中苏之间的这场大分裂、大论战，其中，既有在意识形态上争“正统”、争领袖地位、争谁捍卫准“宗教教义”更“纯洁”的成分，但更多的是毛及中共想摆脱苏联而独立的民族主义色彩，以及传统的地缘政治和国家利益的考量；而后者是更根本的。因为俄国历来是中国的宿敌，中国人对之一直充满了不信任感。加上中共若欲获得强国地位，需要外来援助。他们深知，在这方面，以美国为龙头的西方所能提供的将比苏联多得多。 这就埋下了以后北京掉头转向联美抗俄的伏笔。 这也表明，在理论上，共产主义虽然号称国际主义，但一旦落实到政治实践上，它就不能不是民族主义的了。(以上是自由亚洲电台特约评论员陈奎德作的评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