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由亚洲电台所有的评论只代表评论员们个人的观点。) 二十世纪六十年代，整个世界处于巨大的骚动之中。与远东中国的“文化大革命”相呼应，在西方各国，由于龙头老大美国在越南战争中陷入困境，而引发的政治与道义危机，由于种族主义、性别歧视、贫富差距、核武器带来的普遍不安全感，环境污染、教育质量下降、工作质量下降，在社会上，特别是在受过教育的西方理想主义青年之中，出现了对既成西方体制的巨大批判浪潮，形成了对马克思主义兴趣的巨大复兴。这种思潮在1968年，特别是在巴黎，其狂热达到高潮，几乎酿成了一场革命。而在精神上为这股潮流提供支撑者，最重要的是新马克思主义的所谓法兰克福学派，其中最有影响的人物，则是新左翼哲学家马尔库塞(H. Marcuse)，他被公认为六十年代西方造反运动的“精神领袖”和“青年造反之父”，与马克思、毛泽东一起被人们并提，合称“三M”。他运用弗洛伊德的泛性理论来补充修正马克思主义，即把前者的“爱欲本质论”与后者的“人类解放论”相结合，构成所谓“爱欲解放论”；把前者关于人的爱欲在现代文明中受压抑的观点与后者的劳动异化理论结合，指出科技高度发达的资本主义是一个压抑爱欲的社会，其主要表现为劳动的异化和人的单面化。因此，他主张推翻现行的社会体制，创造出一个没有压抑的新文明，从而建构了一个激进的社会批判理论。 马尔库塞的这些思想，在西方知识青年中引起了热烈反响。他们把它通俗化为反抗一切体制，通俗化为性的放纵与解放，喊出了“性爱就是革命，就是反抗”的口号。同时，他们也热切向往被毛泽东封锁在铁幕之内的朦朦笼笼的文化革命，把毛看作实验一个新社会蓝图的先知。 但是，西方内部的这场轰轰烈烈的运动，只是一场否定性的批判运动。由于马克思主义本身的根本缺陷，由于新左派不可能提供一个肯定性的建设性的新样板，而苏联、中国的“新社会”又日益暴露出了极权社会的残酷与黑暗，因此该狂热经不起历史考验，暴起暴落，旋生旋灭，不久之后就被淘空，而坠入历史的烟尘中去了。 不过，它也并非没有留下任何遗产。事实上，运动中关于种族平等、性别平等等诉求，后来逐渐被自由主义社会所消化所吸收，融化成为现代民主社会的一部分了。 这次西方的六十年代左翼学潮，在某种意义上，是共产主义思潮的最后一次回光反照。从此之后，它开始迅速下滑，直至走向其命运的谷底。(以上是自由亚洲电台特约评论员陈奎德作的评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