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约评论员的文章不一定代表本台的观点)中共建党已经81年了。在中共历史上，中国知识分子和中共的关系总的可以划为两个大的阶段：中共建政前的28年和建政后的53年。在前一阶段，合作的因素大于对抗；在后一阶段，对抗的因素大于合作。众所周知，1949年中共夺取政权前，中国不少知识分子为它出过力，包括重要民主党派--民盟，当时和中共联手，对推翻国民党政府起了不少作用。但是，中共掌握政权后，知识分子和中共的地位发生了迅速的转变。本文主要回顾这后一段时期。知识界与执政的中共二者间的关系大体上是一张一驰，起伏不定的。不过，松驰是短暂的，紧张是基本的。中共新政权建立初期，许多知识分子觉得似乎比国民党统治时面貌一新，心悦诚服或欢欣鼓舞，要投入新国家的建设，海外也有知识分子回来，像钱学森等人，似乎是可以重新建设新国家了。但是，中共建政初期那个局面只延续很短一段时间，然后就有所谓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运动。也就是后人称的洗脑运动。于是，大家都噤若寒蝉了。根据已经披露出来的资料，也从那个时候开始，对新政权一度怀有满腔热情和希望的大批知识分子逐渐都失望了。开始是交心运动，大家还找些理由来解释，觉得这是政权的转换，思想要改造。后来批判胡适，批判武训，批判红学专家俞平伯，批判北大校长马寅初的新人口论，镇压胡风等等，气压很低，知识分子慢慢就不敢说话了。最大打击之一是1957年的反右派运动，中国知识分子的精华几乎都被打到社会底层，划定的55万右派全部成贱民。然后更严重的摧残是文化革命。文革尤其在前期对知识分子的摧残，对文化人的摧残，所有的文化人知识分子都遭到很严重的迫害。每当中国知识分子遭到中共重大压制前，都会有一小段关系暂时缓和，政治气氛比较宽松的时期。1957年反右运动前后就是个明显的例子。在毛泽东57年初发表双百方针时，许多知识分子深受鼓舞，就诚心诚意向党建言，帮助党整风。谁也没想到57年夏天就开始整肃知识分子了。1962年到65年也是一例。毛泽东由于「大跃进」导致大饥荒和经济大倒退后退居二线，由周恩来，刘少奇，邓小平，陈毅等比较开明的中共领导人收拾残局，中国大陆又出现比较宽松的气氛，中共领导层再次试图肯定知识分子的地位。但不久就受到毛的抵制。毛泽东很快又发动文艺和哲学方面的批判，一直发展到文革。文革有两个主要打击对象，一个是所谓走资派，就是党内负责官员。第二个就是所谓资产阶级反动权威，也就是知识分子的精英。所以，这是又一场知识分子的浩劫。许多著名作家学者都在这场运动中被迫害致死。1976年秋，随着毛泽东去世和毛泽东亲信的四人帮倒台，东山再起的邓小平重返权力中心，一时给知识分子带来新的希望。知识分子的处境在那个时候出现一些转机，关系又一度松弛。但是，好景不常，关系仍然起伏不定。不久就老病复发，各种各样针对知识分子的运动：如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运动，反对精神污染运动等。所以尽管极力想改善，包括中共党内负责人都想改善党和知识分子的关系，但是总不能改善，总是处于一种非常微妙，而且常常相当敌对的关系中。 为何双方都抱有改善关系的意愿，但是都没能如愿呢？最基本的原因不在于所谓中共知识分子政策实行的好坏问题，而是内在共产党的某种根本的性质，叫反智主义(anti-intellectual)。中共是一个反智主义的政权，要用统一的思想，统一的意志，统一的步伐来笼罩一个国家。但知识分子在任何一个国家都希望提出自己的独立见解，有独立思考能力，是最不统一的丶思想最复杂的丶最有怀疑精神的一批人，是企图为国家引领新道路的一批人。因此，必定和被一种意识形态笼罩的国家体制发生根本性冲突和矛盾。尽管双方都想尽量缓和关系。中共也常说要实行好的知识分子政策：包括毛泽东1956年的讲话，1957年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以及周恩来1962对知识分子政策讲话，陈毅讲话等等，都表明这个愿望。但是愿望总不能实现。应该追溯到有根本的问题存在，不是愿望所能改变的。国民党政权时期一些似乎铮铮铁骨的知识分子，为什么在共产党接管政权以后，变得唯唯诺诺，碌碌无为了呢。主要原因在毛时代，包括知识分子内的任何人都要看共产党这个大老板的眼色行事。用毛泽东过去那句话来说，皮之不存，毛将焉附？就是说知识分子你是些毛，共产党是供给你饭碗的皮。你必需依附在这个中共政权的皮上面，你才能够生存，我不给你饭吃，你就得饿死。虽然都是列宁主义政党，但中共的体制还是和国民党的体制有根本的不同。原因在於中共是实行公有制。你的一切生机都捏在共产党的手里。原来国民党当然它也整知识分子。但是，你还有其他退路。但你若对抗中共，就没有任何退路，"无所逃遁于天地之间"。只是到了今天，经济改革使得中国的社会结构开始发生变化，而社会和国家逐步地不像以往那样铁板一块了。随着私有制的扩展，社会上出现了一些空间，知识分子也可以利用这些空间发挥一些社会作用了。中国大陆的这一新的趋势，值得认真观察与推动。(自由亚洲电台特约评论员陈奎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