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约评论员的评论只代表评论员个人的观点)
一个现代国家诚然是要靠赋税来运转的，但政府向公民收税的合法性奠立在什么基石上，需要一个清晰公正的原则。在根本上，这一原则就是：征税必须经被征者的同意。即是说，没有纳税人代表参与制定税法，就不纳税。而这一点，正是历史上宪政的起点。
公元1215年,英国国王约翰，在内政与外交方面刚愎自用，残酷昏庸，狂妄自大，屡屡失败，严重侵犯了贵族的权利，致使当时的英国贵族忍无可忍。于是大家起而拒绝他的命令，在主教朗登(Langdon)的领导下，贵族们开会并起草了一个宪章，这就是著名的"大宪章" (Magna Charta)。宪章的基本内容有： 没有投票，就没有赋税。意即，不经过国会的通过，政府不得征税。除了经过同一阶级的人的合法审判，或是依照本国的普通法，任何自由人不得被逮捕、监禁、强占、剥夺法律保障、充军或其他侵犯，……。 很明显，大宪章限制了国王的权力，约翰王在组织起来的贵族们强大的压力下，被迫当众宣誓遵守宪章，并于1215年6月15日在宪章上加盖了英国的国玺。贵族会议选出了25个代表监视国王，若有违反宪章之事，就向他宣战。 以后，再经过反反复复的曲折抗争，于公元1265年，英国终于召集了人民代表，每县或每市派两个议员出席国会，实现了平民参政的历史性成就。1295年，当爱德华一世成为国王时，国会才成为英国政治的经常性制度，宪政体系才稳定在了历史上，这是大宪章运动的伟大成就。
对于我们中国人来说，最难于理解之处，恐怕就是，英国国会靠什么限制国王呢？因为中国的政治传统中，君王既然是最高权力，则其他的部门或人员无非是执行君主旨意，或者摆摆样子而已，怎么可能与最高的君主权力分庭抗礼呢？ 这里的关键在于，历史上的英国国会（巴力门），有一项权力是很具体而实在的，即：不经过国会通过授权，政府不得征税。这样，国会就牢牢地控制住了政府的钱包。 有人也许会问，如果国王不遵守这一传统，你拿他有什么办法？ 很简单，因为是私有制。而你征税是有求于人，要人民出钱。如果你不合法征税，即征收没有经国会通过的税，老百姓就有权不给，就可以合法地以国会为后盾抗税。如果政府要逮捕他，国会就可以出面保护他，与国王抗争，并且在法理上国会占上风。这就对政府的权力形成了实质性的限制。 人类的宪政起源，很大程度上正是依赖于上述传统。以后的英国光荣革命，甚至美国独立战争，都与该传统密切相关。
当下的中国，在经过了二十多年市场改革之后，如果想从根本上解决国家的财政收入问题，必须保障私有财产的宪法权利，必须让纳税人有代表参与税制与税率的制定，国家税收权必须归于纳税人代表会议，即国会（或称全国人大），而不是如现在这样由行政部门（国务院）拟订税收条例。所有这几条原则，正是宪政制度的催生剂。换言之，宪政的确立离不开纳税人权利意识的觉醒。
当下人们喜欢谈所谓"新新人类"。一个恰当的反调恐怕是，在中国，"新新人类"的时髦就免了吧，我们还是多谈谈"纳税人"为妙。半个多世纪以来，在共产制下，"纳税人"这种动物已经在中国大陆绝迹了。因此，中国人就都变成了被党和国家赏赐予"生存权"（有时也赐死于他们）的臣民乃至家奴。现在,在中国逐步进入世界主流秩序的历程中，控制亿万臣民吃喝拉撒的"国有大灶"已经不大冒烟了，家家户户都开始在经营自家的小灶小锅了。于是，往日手握"国有大锅勺"的掌勺者现在也得求大家购买他的服务了。在这一情势下，"买方"的权利--纳税人权利这才出现。在这个意义上，"纳税人"，才是半个多世纪来中国的真正"新人类"。倘若中国人普遍确立了纳税人的意识，懂得了必须去监督乃至更换用纳税人的钱的政府，那么，一系列与国际接轨的制度基地，简言之，宪政民主制的降临恐怕也就不太遥远了。
让我们擂鼓而鸣，迎接中国大地上"纳税人"的诞生。
(自由亚洲电台特约评论员陈奎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