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高瑜，七十多岁了，前年在“依法治国”声中被捕。去年被判犯了泄露党国机密罪，被处徒刑。因患心脏病，保外就医。在家再次祸从天降，“城管”派了二十多名大汉，暴力闯入，扫荡“违章”建筑。高心脏病复发，儿子被打伤。
我有幸识荆，敬重高瑜对公众负责的精神和由此而来的置安危于度外的侠气。她迭遭横祸，令人愤慨。我没有造访过，不了解她家“违章”建筑的情况。但我知道，在北京，住底层的人家，门口窗边如有空地，往往围出几平方米，搭个小棚，栽种花草，饲养宠物，堆放杂物。此乃北京一景，随处可见。众人不“违章”，何独高瑜“违章”？人同此心，心同此问。这是一个疑团。
在祝祷她早日康复之馀，不由我不想到另一处违章建筑——国务院的违章建筑。
用不着举报，国务院应该知道自己至少拥有一群违章建筑，但国务院没有动手把它拆毁，城管也没有进去加以扫荡。分配给我家并且早已谈妥决定出售给我家的住房，就在其中的一座楼房之中。——我1989年获反革命罪，坐牢7年，1996年刑满，依法有权回家。当时的中共中央认为，不能依法，必须依党，必须把我非法关押在“国务院西山办事处”的围墙之内，由解放军看守。我委托张思之律师代我办理“刑期已满，如何依法被释放回家”的有关事宜。张律师遍查律例，不知从何下手，向全国人大常委的委员长提呈书面请示，未获回示。恰有江泽民总书记领导下的中共中央办公厅，通过国管局（全名应为“国务院机关事务管理局”），向我下达命令：“不搬家不得回家”。一年后，我家奉命搬出木樨地，搬入八宝山之南的几间房，这几间房就在那群违章建筑之内。
这群建筑属于违章，是在本世纪初进行“房改”的过程中，由国管局通知我的。当时党中央决定，全国实行“房改”（即把职工所住公房售给住户，成为私房）。正当国管局办理把八宝山的住房出售给我的手续之际，我突然被告知，那个建筑群是“违章建筑”，“暂时”出售不了。“暂时”，至今十五年，全国“房改”早已完成，那建筑虽因违章而不得落实“房改”，却没有因违章而被依法拆毁。它至今仍然巍然屹立着。
由此可以肯定，在以中南海为中心的首都，至少存在着两处违章建筑，一处属于高瑜，4平方米；另一处属于国务院，大概不下几万平方米。前者已被“城管”依法治国拆毁，后者则在“保安”的依法守护下稳如泰山。
第一个疑团：同样的小棚，为什么高瑜的“违章”，别人的“不违章”？第二个疑团：同样是“违章建筑”，为什么高瑜的“被拆毁”，国务院的“被保护”？
这显然是选择性的司法和执法：说他不违章，他就不违章，说你违章，你就违章；不想拆他，就护着他，想毁掉你，就拆了你。选择性反腐，大致也如此：想反谁，谁就腐，不想反谁，谁就是清官。
这就是《宪法》所保护的“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吗？这就是保障人民不必人人自危的“公平”和“正义”吗？这就是信誓旦旦的“全面依法治国”吗？
我看到了任性，看到了选择性司法和选择性执法。我愿意与人为善，愿意相信全面依法治国不是骗人的;但是目前的事实似乎表明：全面依法就是全面选择性依法。
（文章只代表特约评论员个人的立场和观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