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
写到这里，似乎可以结束了。但是，有两个极其重要的实质性问题，我认为有责任回答：
第一个问题：学生群起而表达自己的意志是不是“犯了错误”？我负责任的回答是：绝对不是！任何人，在任何地方，就任何主题，都有权表达各自的观点。他们的这种权利应当受到国家、政府以及军警的保护，而不应受到压制和摧残。这是我至死不渝的信念，决不因“成败”而改变。1989年“六四”的学运民运，是我平生经历的最值得国人骄傲的壮举。力量对比是力量对比。成败是成败。善恶是善恶。因打赢而得势的邪恶毕竟是邪恶，被屠杀的正义则永远是正义。
第二个问题：如果赵紫阳向邓小平妥协，能不能避免屠杀，减少损失？ 这个问题问得很妙。似乎，只要赵紫阳屈服，天安门屠杀由邓小平屠杀改换为赵紫阳奉邓小平之命下令屠杀，就能改写历史，纾解人民的痛苦，减少改革的损失。其实，一进入力量对比的领域，赵紫阳就输定了。恰如当年毛泽东对刘少奇——叫你抓四清：右了，是包庇走资派，左了，是形左实右；叫你到大学去抓文化大革命，不派工作组，是听任学生向党进攻；派工作组，是镇压学生没有好结果。要整你就非整到死不可，这是中共至少从毛泽东以来的传家宝，邓小平不过是毛泽东的学徒之一而已。
还有一点非常重要：我有一位挚友告诉我：1989年初，当过中共中央统战部长的汪峰，曾找几位顶尖的民主人士透露，邓小平有意将在宪法中删去“四个坚持”。我愿意证明邓小平那时真的说过诸如此类的话。我自己就有切实的证据——就在同时 ，即1989年初，胡乔木不仅对赵紫阳，而且专门对我本人，都特意透露过这个重要的喜讯。我完全不怀疑邓小平在1989年初曾经对胡乔木汪峰等亲口说过这些话，正如我至今丝毫不怀疑在天安门屠杀之后邓小平仍然亲口信誓旦旦宣布“十三大报告一个字也不能动”一样。
至于《李鹏“六四”日记》的可靠程度，我认为，因为这书是被中共中央严禁李鹏本人在国内出版的，就足以确证本书确实出自李鹏之手，是真品，决不是旁人冒名顶替的假货。
写了以上这些，其实只是“六四”事件这个沧海中的一粟。 公然部署二十万用坦克和冲锋枪武装起来的国防军碾压和扫射手无寸铁的和平示威的学生和市民，是中共党魁邓小平破天荒的创举，已经成为人类社会演化史上的一大关目。邓以“镇压学生就有好结果”的血淋淋的事实彻底摧毁了毛泽东的假惺惺的“镇压学生没有好结果”的谎言。而且，它的异乎寻常的特点之一是，居然在中国内外都得到了一定程度的公开赞美。
“六四”屠城确实是史无前例的一场大革命。它明目张胆开辟了公权绝对不受制约和民权彻底失去保障的新时代。“六四”屠城在世界第一人口大国中确立了“万众”必须“一心”的“核心”体制——用邓的原话，叫做“毛在，毛说了算；毛死，我说了算；将来，你（江泽民）说了算”！这个体制就这样明火执仗确立了。“六四”屠城因此构筑了共产权贵金字塔的数不清的层层阶梯，从正国级到城管和辅警，再到老百姓，再到被用“特种户口”精心治理的罪民，从而在一切中国人的脊髓里植下了“顺党者昌 ，逆党者亡”的必然基因。毛泽东的理想，无非是把国家变成“一切行动听指挥”的军营，“六四”屠杀则创造了一个一切行动“用不着”指挥，人人天生就个个自觉自律向党看齐的产业大军和作战大军。 十四亿人同看齐，叫你天下谁能敌！中共的镰刀崛起了，富强了，领导著全世界了。中国的韭菜也源源不断滋长繁殖起来了。中国越来越伟大，天安门屠杀的主谋邓小平也被尊称为“邓公”了。
这一切都不是梦，是津津有味的现实，正在向全世界的仰慕者们招手。
（完）
（文章只代表特约评论员个人的立场和观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