乌克兰战争爆发后，民主国家齐声谴责普京的侵略行动。这场战争不仅分裂了乌克兰的国土，打破了欧洲大陆70多年来的和平局面，而且严重冲击了经济全球化的布局。可是很少有人提出这样的疑问，苏联解体后俄国走上了民主化的道路，为什么这个国家在民主化道路上不进反退，一步步地变成了一个顺从独裁者的社会？谴责、憎恶普京这个战争的罪魁祸首是容易的，但对中国人来说，俄国民主化倒退的教训更值得警醒。
一、俄国民主化的终点：恢复国内专制和对外霸权
自从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诞生之后，全世界的专家学者都没料到，有朝一日，苏联这个无产阶级专政的鼻祖、世界各国共产党政权的催生婆居然会抛弃社会主义道路；更没人料到，俄国的民主化居然最后通向了沙皇式统治，俄罗斯重新走上了穷兵黩武、称霸东欧的传统霸权主义道路。
1991年8月，苏共高层的一批官员认为，戈尔巴乔夫的改革正把苏联引向危险的道路，因此组成了紧急状态委员会，发动政变，软禁了戈尔巴乔夫。结果绝大部分苏共党员和各级干部却站出来反对政变。事后，由苏共党员组成的苏联国会（苏联宪法上的国家最高权力机关“最高苏维埃”）投票决定，禁止苏共在苏联的一切活动。一夜之间，统治苏联74年的唯一执政党苏共被苏共的国会取缔了，以苏共总书记身份担任苏联总统的戈尔巴乔夫也失去了合法性基础。
随即苏联的3个加盟共和国俄罗斯、白俄罗斯和哈萨克共和国的总统们一致同意，依据苏联宪法从苏联独立。于是横跨欧亚大陆的庞大苏联就这样解体了，乌克兰因此也独立建国。俄国进入叶利钦时代后，因为苏共已被取缔，唯一能取代苏共专制的政治制度是民主制度，因此俄国自然地走上了民主化道路；同时，叶利钦当局也选择了市场化方向的经济制度转型。
俄国转型初期，表面上一切似乎都与民主国家相近，政治开放，经济自由化，社会气氛活跃。我1995年去俄国考察制度转型之前，曾在普林斯顿大学见到一位到访的俄国科学院学者，当时他颇为自得地坐在会议室里自言自语，“（现在是）一个截然不同的莫斯科啊（Совсем другая Москва）。”然而，俄罗斯的好日子并没延续多久。
1999年底，叶利钦请辞，普京受命接任总统。在普京的统治下，俄国又朝着专制的原点回归。他通过修改宪法以及连任、替任等种种花样，事实上把自己变成了一个“民主”国家的终身总统。苏联解体后俄国确实踏上过民主化道路；可今天的俄国离个人独裁却只隔着一层“帝位”的窗户纸。当普京发动了侵略乌克兰的战争，同时在国内打压反战的声音时，俄国的政治制度似乎已经回归到沙皇时代了，其所谓的“民主”制度只剩下国会这个躯壳，俄国实际上再也不是民主国家了。
然而，现在西方国家对俄罗斯的制度转型走向依然不甚了了。许多国际问题专家以为，只要俄罗斯走上了民主化道路，如果欧盟不东扩，俄国就会自然而然地成为成熟的民主国家。他们当中似乎很少有人考虑过，共产党国家的制度转型，其实失败的可能性非常大，而这种转型失败对周边国家乃至国际和平具有很大的威胁。乌克兰战争之所以震撼了多年主张“和平主义”的西欧国家，就是因为这些国家不懂，俄国民主化的终点居然是恢复国内专制和对外霸权。
二、苏联解体：假“男儿”败给了真男儿
俄国退回专制和霸权，是回归其历史传统吗？苏联也有70多年的历史传统，为什么却被苏联人抛弃了？习近平以为，苏联解体，就是其共产党统治的传统无人捍卫，即所谓“竟无一人是男儿”。其实，用传统这个词来解释俄罗斯失败的转型道路，实在太苍白无力。
习近平以为，苏共领导层里，但凡有几个“男子汉”，血气方刚，绝不退缩，苏联就不至于垮下来。他完全被中宣部的意识形态专家误导了。事实上，当时苏共的政变委员会就算是习近平心目中的“勇敢男儿”，他们确实站出来了，但却失败了。失败的根本原因是，有更多的、成千上万的“男儿”站出来反对这几个不识时务的政变委员会成员。客观地讲，“扼杀”苏联的其实就是苏共的大部分精英。他们对苏联和苏共前途的判断与习近平的判断相反：守住苏联和苏共才是“窝囊废”，识时务的“好汉”就应该埋葬苏联和苏共。
戈尔巴乔夫实行改革，有从经济凋敝到国力渐衰、从民智开启到反对派萌芽等诸多不得已而为之的原因，但他只是想改良。他的政改口号（俄文гла́сность）原意是“公开性”，指政治上的有限开放；其经改口号（俄文перестро́йка）原意是“重建”，即重建社会主义经济制度。这些改革并非制度转型。老戈之所以要实行这样的改良，实在是因为苏联的制度病入膏肓了；而他的改良不可避免的失败，还是因为这架制度机器病入膏肓，不可救药。
按照邓小平的认知，苏联人求变，是没能“富起来”。其实，1990年苏联解体前的一次全国民意调查揭示，90%的苏联老百姓认为，物质生活过得去。苏联老百姓求变，并非中国官媒宣传的那样，是因为物质生活不好；他们实际上是对苏共和苏联的政治体制越来越不满。随着苏联社会的文明程度大幅度提高，苏联民众的价值观比斯大林时代、勃列日涅夫时代有了很大进步。比如，诚实、有尊严地生活、排斥暴力之类的价值观念，不仅深入知识分子的心，深入苏联军人的心，也深入苏联相当一部分领导人的心。
戈尔巴乔夫政府的总理雷日科夫当时如此评价苏联政府的状况：“我们监守自盗，行贿受贿，无论在报纸新闻还是讲台上，都谎话连篇；我们一面沉溺于自己的谎言，一面为彼此佩戴奖章；而且所有人都在这么干，从下到上，从上到下。所以，当时整个苏联的大部分老百姓都觉得，够了，我们不想再这样没有尊严地生活下去了。我们需要政治上的改变。”当时苏联人普遍认为，他们不想再忍受这种充满腐败、充满谎言、依靠镇压的制度。1990年苏联解体前，苏共党员的88%认为，苏共不再有威信；70%多党员准备退党。这个党其实已经被老百姓和它的党员抛弃了。
当不识时务的那几个紧急状态委员会成员发动政变时，苏联70%的地方政府首脑宣布，不执行紧急状态委员会的命令；军队的大多数也拒绝执行紧急状态委员会的命令。同时，人民自发地上街抗议政变，阻挠政变的实施；最后是国家最高权力机构苏联最高苏维埃的苏共代表投票送终了苏共。
三、俄国制度重建：用“旧”零件装出“新”机器？
既然苏联解体时，其多数国人向往民主化，那为什么俄罗斯今天会走到这种地步？俄罗斯民主化失败的关键在于，俄国的制度转型是用“旧”零件组装“新”机器，这就必然导致“新”机器充满了“旧”功能。所谓的“旧”零件，是指俄罗斯民主化中，新官僚都是苏共旧人；而国人的价值观当中，也有很大一部分是苏联时代的旧观念。这样，民主化开始后，官场、商场上旧人云集，投票时选民的旧观念作祟，民主化失败自然就是题中应有之义了。
1995年，我曾经在圣彼得堡市采访了一个该市的前苏共区委书记。她被采访时担任一家私人银行的董事长，为我解释了苏共被取缔时党内掌实权的各级干部的共同心态。据她说，当时苏共各级干部关心的是怎样摆脱旧的苏联桎梏，开通自己发财致富的道路，又不必受克格勃的威胁，这就是他们抛弃苏联的主要原因。这种想法虽然未必与中共充分沟通，却天然地符合邓小平思想和江泽民路线。由此可见，共产党国家的官员心向贪污，又怕整肃，在俄国和中国都一模一样。采访时我最感兴趣的是，这位前苏共区委书记如何赤手空拳开了银行，当上了“金融家”？同样的问题在中国是讳莫如深的，而她却怡然自得地准许我把录音机放在她的面前，毫不隐讳地给我这个外国人讲了其中的奥秘。
苏共被取缔的次日，她召集原来由她任命的该区各国有企业厂长开会，商量出路，因为她和厂长们的合法性一夜之间都消失了。她的建议是，由她出面注册一家私营银行，厂长们把本企业的国有流动资金作为这家私营银行的入股资金，转入此银行；再用银行贷款的形式，把来自各企业的资金转回企业。通过一番这样的“神操作”，这家私营银行就凭空有了雄厚的“资本”，而各位厂长也从此成为掌握自己企业金融命脉的私营银行“股东”；虽然“组织上”不再任命这些厂长，但厂长们的地位由此得以稳固。
当时我追问：“这样做合法吗？”但却没料到，自己问了一个道地的傻问题。这位前区委书记微笑着问我：什么是法律（что такое закон）？她解释道：“我们各地的‘干部’们都在这样做，他们支持的国会议员在‘杜马’（俄国国会）通过的金融法令因此规定，这样的做法属于合法行为。不然，我也不敢告诉你了。”这就是“旧”零件组装出来的“新”机器在如何运作的典型案例。
苏共干部们并非真不懂经济，只是他们不喜欢计划经济之下的束手束脚而已，也不喜欢被党纪部门或克格勃勒索威胁；一旦让他们用权力自由自在地发财，就无师自通地各显神通，呼风唤雨。他们就是普京们的权力基础，仿佛沙皇时代的贵族一般。然而，用这些“旧”零件组装出来的俄国“新”政治制度，只是个民主制度的冒牌货。当中国民间呼唤民主化时，很少有人想过徒有民主制度的形式，在政治舞台上却“换汤不换药”，这样的冒牌“民主”完全可能重蹈普京的覆辙。
四、为什么俄国逃避社会转型？
共产党国家一旦走上了转型道路，是否就从此一帆风顺地完成转型呢？实际上，答案是否定的。成败之别在于，社会转型是否成功。完整的制度转型必须包括政治、经济、社会的三重转型，缺一不可。政治转型是民主化，经济转型是私有化和市场化，而社会转型是民众价值观、道德观的涤荡和清洗。在民主选举的状况下，政治转型和经济转型的成败取决于选民支持哪种政策主张。因此，社会转型才是民主化是否倒退、是否归于失败的关键影响因素。
因此，所有共产党国家的转型展现出三种模式：第一种，政治、经济、社会的三重转型，这是以波兰、捷克为代表的中欧模式；第二种，实行政治、经济转型，但社会转型迟缓，这便是俄罗斯模式；第三种，实行了经济转型，但不实行政治转型，因此也不可能出现社会转型，此乃中国模式。
俄罗斯民众在苏共下台前曾支持民主化，这并不意味着俄罗斯就可以轻松地推动象中欧国家那样的社会转型。俄国民众和大多数前苏共党员，并没有中欧国家民众那样全面否定红色历史的精神准备。俄国的政治、文化精英以及民众的大多数人，把共产党制度的失败推给了被取缔的苏共，却回避实行中欧国家那样的个人忏悔和灵魂净化。其根本原因在于，中欧国家的社会重建是把红色历史、红色文化作为外国殖民统治的象征而清除的，清除共产党统治的遗毒就是爱国主义的体现，这做起来比较容易；而在俄国，红色历史、红色文化就是自己民族的历史、文化，对红色文化的否定必然牵涉到对本民族历史、文化的否定，甚至牵涉到对长辈、前辈社会声望的否定，这是个非常痛苦的过程。
1995年,我在莫斯科的国民经济战略馆(北京展览馆采用了它的图纸)曾偶遇前苏联驻澳大利亚大使。两人谈了五个小时,中心话题是:为什么民主化的俄罗斯不能深入批判共产党文化?他的回答是,这是情感问题,而不是简单的对错问题。他的爷爷是赤卫队队员,见过列宁,父亲是高干,他自己也算高干,一家三代全都和共产党血肉相联。他说,我们知道民主化比共产党好,但要我否定十月革命,等于是让我否定我爷爷和我爸爸的人生价值,这我做不到。
这次聊天后,我翻查了叶利钦时代的中学教科书,也检视了莫斯科和圣彼得堡两市的政治历史博物馆的展品。结果发现,俄国的知识分子和教育部门采用了混淆是非、逃避争论的实用主义手法,不想要的部分就抽掉,比如斯大林就从历史教科书和历史展览馆里彻底消失了。结果,民主化过程中,俄国为了避免还原真实的历史,把苏联历史切碎了再稀里糊涂地拼在一起,这种做法其实是为逃避社会转型创造条件。
五、民主化失败的俄国重新成为战争温床
在俄国考察后我意识到，虽然理智上俄罗斯大部分老百姓要共产党下台，但情感上他们并不打算彻底清理共产党的精神文化遗产。由此可见，在共产党革命的摇篮国，清理共产党的精神遗产不是个单纯地明确是非判断的问题；即便是非已经明确，很多社会成员仍然拒绝从心理上、情感上否定红色历史和红色精神遗产，结果社会转型和道德重建就面临重重障碍。既然不对共产党统治时代的是非作深刻完整的重新评价，也就谈不上全社会范围的忏悔意识和净化意识。所以，俄罗斯在民主化时代成长起来的年青人囫囵吞枣地接受了乱七八糟的混乱的历史教育，又在头脑里装进了苏联时代的民族主义和爱国主义，他们的价值观和道德观甚至比父辈还混乱。
被旧价值观深深影响的数代俄罗斯人会喜欢一个强大的政府、强汉般的领导人和强硬、侵略性的对外政策。在这样的社会里，民主化必然走上失败的轨道，而普京当道却成为必然趋势。一个失败了的民主化国家很容易恢复共产党统治时代的对外霸权政策；这种对外霸权政策常常还得到社会上许多人的喝彩。看不到这一点，就无法懂得，为什么普京敢于发动乌克兰战争。看明白了这一点，也就不难理解，为什么中国有那么多年轻人为中国进攻台湾的军事计划叫好。
从更深层次去看，失败的民主化又产生了俄国的制度劣势：经济上落后而毫无希望，政治上只能靠压制；对外，则只能展示强权。这种制度劣势会进一步深化俄国精英和民众的自卑感；而普京的制度自卑感让他对那些靠近西欧国家的前苏联集团成员国的成功充满了妒忌、敌意，总想找机会威胁它们，至少把他们的制度优势削弱。所以，俄国之所以恢复霸权主义，是俄国转型失败后出现的制度自卑之下的反应；它非常害怕周边国家的成功让俄罗斯昔日的辉煌沦为彻底的败落。这就是乌克兰战争的俄国背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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