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上个月颁布了《新时代公民道德建设实施纲要》,这表明,官德日下令当局陷入了政治和经济困境。官员们普遍对反腐行动极度不满而生了"二心",他们怀念江、胡时代"用腐败换合作"的官场管理方针,同时对过去几年来高层的"用反腐逼合作"政策百般抵触。最近中共高层试图改用整顿官场来纠正官德,但这个体制很难再对官场进一步强化政治高压,又不能恢复宽容腐败的方针,其官场运转被官德困境拖进了陷阱。
一、官德问题再成焦点
最近的中共19届4中全会召开之前，中南海于10月27日颁布了一个文件，即《新时代公民道德建设实施纲要》。除了自由亚洲电台10月30日有一篇报道之外，大多数海外媒体视之为老生常谈，未予关注。实际上，这个文件对了解中共当前面临的困境，具有很重要的分析价值。
这个文件虽然是以公民道德为标题，实际上矛头直指官场道德和官员行为。官媒是这样描述的：“在江泽民时代……腐败和拜金现象泛滥”，“这些问题包括拜金主义、享乐主义、极端个人主义突出；是非、善恶、美丑不分，见利忘义、唯利是图，损人利己、损公肥私；造假欺诈、不讲信用”。官媒描绘的这些现象已经存在几十年了，中国人每天都生活在其中，几乎已经麻木了。但上述这份文件的出台背景和中共高层的应对措施与以往有重大差别，很值得关注。
自从中共建立政权以来，中国社会就出现了价值观畸形、道德恶化等问题，从80年代后期开始，这些问题变得越来越严重，官方也不时就此提出一些说法。2001年江泽民提出过“以德治国”，高层为此颁布了爱国主义教育和社会道德建设相关实施纲要。官方还指出，以德治国重在“官德”；2006年胡锦涛又提出了包含“八荣八耻”的“社会主义荣辱观”。但将近20年过去了，如今官媒承认，“中国道德领域的诸多弊端一直”未变。
中共之所以在改变官场的道德困境方面毫无进展，是因为官方的说教对官员行为毫无约束力，而官员们的行为则实际上由日益败坏的官德所支配。如果问到官场人士，他们多半会私下承认，上行下效，高层官德既树立了“榜样”，也为下官们提供了腐败的安全保护。习近平上任后开始反腐，虽然抓了一大批官员，但在高层官场中只触动了极少数，而平安无事的大多数前高层与中低层官员们则构成了心心相映的“保腐败同盟”。当局现在重谈道德建设，针对的就是这个官场上的无形有影的“保腐败同盟”，因为它部分瓦解了集权体制的运转机能。
二、官德日下三阶段
官德败坏非自今日始，追溯中共执政以来的官场道德之变，大体上有三个阶段，而今日之官德败坏，实植根于七十年前。
共产党建立政权后，就开始了第一次全社会范围的强制价值观转变。这类国家必然摧毁共产党建立政权之前社会上存在的价值观和道德观，然后，通过“思想改造”和洗脑教育，把共产党的价值观和道德观强行塞给民众，谁不顺从，谁就受到政治打击。而官员们首当其冲，他们必须最先完成自我洗脑。少数坚持独立思考或直言的知识分子型干部则被一连串政治运动迭次打击，直至被淘汰。于是官场上诸人都学会了揣摩上意，以行动效忠，至于百姓死活就不管不顾了。毛在50年代后期的“大跃进”政策之所以导致数千万农民饿死，就是因为全国官场逢迎为重，争相上报产量翻数番的谎言。到了“文革”时期，官场的逢迎扩大到全社会，举国上下陷入了现代“帝王崇拜”潮，向毛主席“早请示、晚汇报、跳忠字舞”。中共最后把“为人民服务”的口号实际上变成了全国为毛服务，而社会道德、是非标准则恶化为“毛主席挥手我前进”，官民皆为一人之奴。
官德之变的第二阶段是，红色政权的现实需要使它不断用新的政策否定自己建立起来的价值观、道德观，官员们必须“与时俱进”，否则就在官场上站不住脚。比如，六十年代中共宣传“解放世界上三分之二受苦受难的人民”、“工人阶级领导一切”，待毛泽东一死，这些口号就被抛到了一边。大家发现，那“世界上三分之二受苦受难的人民”其实就包括自己，并没人等着中共去“解放”，而代表工人阶级“领导一切”的许多人都成了“四人帮”份子、“三种人”。1978年改革开始时，毛时代树立的政治道德被抛弃了，但当局一直宣传的“大公无私学雷锋”、“焦裕禄的无私奉献精神是党员干部的榜样”等，仍然在官场上约束着衮衮诸公。
90年代后期开始，官场风气又为之一变。随着国企全面私有化政策的推行和经济市场化为以权谋私全面开放了大门，有权的“先富起来”成了官场上彼此心照不宣的新官德。在推进市场化和发展经济口号的掩护下，各级官员争先恐后、挖空心思、“闷声发大财”，而为数不多的洁身自好者反而成了“挡人财路”的官场“公敌”。江泽民时代官场上就私下流行一套共产党干部的新行为准则，即“吐出一半，上送三级”（捞到钱后必须懂得“孝敬”上官，只贿赂直接上级不够，要把自己上面的三层官员都买通了才能安全），这就是改革年代最终形成的“新”官德的真实写照。
官方始终不愿诚实面对官场价值观畸形和道德恶化的制度根源，其实，官德恶劣，乃官制使然。无论是“一切向毛看”，还是“一切向钱看”，都是专制集权机器赖以运转的动力和润滑剂，前者以政治高压为后盾，后者以宽容腐败为诱饵，非此即彼，舍此无他。
三、反腐岂能变官德？
以宽容腐败来运作官场，不只是造成严重的两极分化和社会矛盾，对中共来说，掏空政权才是更大的威胁。习近平上任后，以打击政敌为契机，推动了全面反腐，在5年时间内先后将薄熙来、周永康、郭伯雄、徐才厚（受审期间病死）、令计划等正国级高官送进了监狱。据中纪委的数据，从2013年到2016年6月底，受到党纪、政纪处分的官员人数达91.3万人；受到司法惩处的112名省部级以上党政官员中包括10名时任中央委员、13名中央候补委员。
习近平希望反腐高压以威慑为手段，令官员们惧而生畏，畏而敛行。然而，恐惧并不能改变多年来形成的以追求腐败为特征的官德；相反，官场上出现了新的行为模式，即“静观”、“惰怠”、“胡干”。所谓“静观”，就是对经济形势恶化无动于衷，等着看笑话；所谓“惰怠”，就是懒得出力，少干少错，坐着不动；所谓“胡干”，就是简单照搬上面的指示，不顾经济社会效果的好坏，做过了头也不在乎。于是，对中共高层来说，来自官场的新政治风险应运而生。这种官场新行为模式不仅使高层挽救经济的意图难以落实，它同时也标志着官员们有了“二心”，与高层的关系从江胡时代的“上下同心、闷声发财”，变成了“上下异心、软磨硬泡”。
官员们的“二心”来自对反腐行动的极度不满，他们怀念江、胡时代实行的“用腐败换合作”的官场管理方针，同时对过去几年来高层的“用反腐逼合作”政策百般抵触。其不满首先是因为失去了安全感，许多官员都处在漏网之后终日惊心的恐惧之中；其次是财路被堵，也失去了奢靡荒淫的生活“乐趣”；最后是断了退路，海外房产、金融资产以及逍遥自在的海外晚年生活成了遥不可及的幻梦，多年心血化为泡影。中南海刚颁布的《新时代公民道德建设实施纲要》就是针对这种情形而来。
四、整治官德难措手
过去中共应付官德日下的做法是用正面宣传走走过场，如此已有20年矣，而官德则日益败坏。最近习近平改了方法，不再单纯强调正面宣传，试图改用整顿官场来纠正官德。因此，2019年版的《新时代公民道德建设实施纲要》下发任务单位里，不包括宣传系统，而是将纪检监察机关置于最前，而且给政法等机关部署了比较重的职责。这表明，中共高层已经默认，用正面宣传来改变官德，其实是自欺欺人，当前官员们的“二心”和新行为模式就是明证。
习近平欲纠正官德的新方法插上了一面“国家治理”和“政治现代化”的旗帜。其意图是，一方面，让纪检监察机关加强对官德的纠察，不单从查处贪腐案情入手，同时也强调政风，对官德不彰之人之行严加督办；另一方面，改变江、胡时代的用人标准，以后不按GDP升官，也削弱上下勾连的升迁管道，侧重以“官德”来选人提拔。此法其实是一种徐图改变之缓策，不可能立竿见影，也无法铲除腐败的官德。事实上，官德败坏深入官场骨髓之后，中共已经陷入了它自己制造出来的道德困境。所谓道德困境，指的是两点，一是长期恶化，二是难以纠正。
对目前急于摆脱经济困境的中共当局来说，它最想要的是挖掘集权体制的自补救功能，令其发挥作用，从而帮助当局解决重重难题。历史上中共的集权体制发挥过两次自补救功能。“拨乱反正”是第一次，毛时代的政治高压令官场人人恐惧，“拨乱反正”后形成了相对宽松的政治气氛，官员们额手相庆，喜迎“解放”。而改革开放则是另一次集权体制的自补救，为了从全盘公有制和计划经济的束缚中解脱出来，寻找新的经济发展模式，宽容腐败就成了重要的激励手段，也因此便有了如今官德败坏不可救之状。这两次集权体制的自补救行动都产生了效果，一次是靠解除极端的政治高压，另一次是靠给官员个人“好处”的经济激励。
当前中共高层的整治官德之举，似乎是想仿效昔日挖掘集权体制自补救功能的做法，找到新的“高层设计”。但显而易见的是，高层不敢放松对官场的政治高压，否则就腐败“复归”了；而另一方面，反腐败之后，高层已经不可能再度启用对官员们具有经济激励效应的官场管理手段，那同样是腐败“复归”。与前两次集权体制的自补救行动相比，现在高层实际上失去了可以用来启动集权体制自补救功能的手段，也因此就很难再指望这样的自补救功能会重新激活。
实际上，从中共高层整治官德难措手的现状来看，其集权体制已经丧失了自补救的可能。因为宽容腐败其实是这种自补救功能最后的可用手段，而一旦宽容腐败的方针威胁到集权体制本身，官场运转就不能再用这样的激励机制，只剩下政治高压作为迫使官员们顺从的主要工具。从官员们的“二心”可以看出，政治高压已经遇到了“软抵抗”，无法再进一步升级了。一个政治高压不能强化、个人经济激励不能实行的集权体制，其官场运转就被官德困境拖进了陷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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