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3年中国经济持续衰退，世界各国多所关注；而这一年中国发生的另一件大事，中国国内却无人敢点破，那就是香港的沉沦。香港的沉沦的确是中国经济衰退的必然结果，这个过程并非无迹可觅。现在来看，香港的兴衰，起也中国，坠也中国，据此便可描画出一部“香港沉沦三部曲”。
“三部曲”这个词源于古希腊，指情节连贯的三段剧情。本文标题用“香港沉沦三部曲”，是因为香港从昔年的繁荣到今日的沉沦，可以非常清晰地划分为三段“剧情”；而这三段“剧情”之间的因果关联，直到今天才凸显出来，非回溯无以呈现。
一、香港：从殖民地渔村到“亚洲四小龙”之首
这三段“剧情”的第一段是，香港在殖民地状态下，其经济起飞，起先主要靠全球经济发展的国际机遇，之后靠的是中国对外开放之需。而第二段是，香港被中国收回后，香港经济逐渐被中共掌控，香港变成了内地依附型经济体。由此便产生了“剧情”的第三段，本世纪香港经济的繁荣实倚中国，而其衰亦因中国；一旦中国经济衰退，香港经济便为中共所害。
香港成为殖民地之初，恐怕没人想到，它后来会成为“亚洲四小龙”（台湾、韩国、新加坡及香港）之一；那时更没人敢于想象，到了上世纪末，它会成为昔年“亚洲四小龙”之首，人均GDP傲居前列。然而，到了今年，香港的地位已然陨落。
从港岛1841年被英军占领，到今年已有182年。当初英军占领港岛，并不是看重当地破落的小渔村，而是要利用当地的良港。57年以后，英国殖民地当局于1898年与大清朝廷签订了《展拓香港界址专条》，从此香港殖民地的范围扩大到了深圳河，租期99年。
中共建立闭关锁国的共产党制度之前，香港的地位并不高，经济地位也不那么重要；而上海则早在上世纪20年代就有了世界四大“摩登都市”（现代都市）的称号，此四大“摩登都市”即欧洲的伦敦，美国的纽约，以及亚洲的上海和东京。而自从中共让上海在世界发展史上陨落之后，香港经济才变得越来越活跃。
上个世纪60年代，西方流行的政治经济学理论是法国左派学者Samir Amin（阿明）和美国社会学家Immanuel Wallerstein（沃勒斯坦）的“世界体系理论”。他们认为，发展中国家都是发达国家的原物料供应地，因此被“剥削”而贫穷。这个理论到了90年代，正式被其创始人之一沃勒斯坦宣布“死亡”，笔者在美国社会学年会上亲耳听到他承认这一失败。“世界体系理论”因何“死亡”？它是被“亚洲四小龙”的成功彻底击败的。
“亚洲四小龙”的成功是经济全球化早期阶段的产物。自1960年代开始，发达国家开始向外转移劳动密集型产业，台湾、韩国、新加坡及香港利用这个机会，吸引大量外资和技术，运用本地廉价而良好的劳动力优势，调整经济发展策略，从而实现了经济的快速成长。
二、香港回归：中国借助香港实现经济起飞
中共建立政权之后，投靠苏联阵营，先后发动朝鲜战争和越南战争。此处所谓的越南战争，不是指1979年的中国侵越战争，而是1960年代中共扶植、支援北越入侵南越的战争。这样的中国主动与西方各国对立，闭关锁国，而中共唯一的对外窗口就是香港，中共必需的硬通货之可怜来源，全靠对港出口。
毛泽东死后直到1991年，中共虽然开始了经济改革，也引进港资和台资，但高层以陈云为首的反改革派始终顽固地坚持共产党的传统经济制度，即全盘公有制和计划经济，这是相互依存的两个社会主义“堡垒”。颇为讽刺的是，中共反改革派的政治主张，恰恰巩固了香港作为中国对外“窗口”的独特地位。
上世纪90年代之前，中国城市改革最活跃的地方是广东，而广东的开放则完全依赖于、有求于香港，因为需要港商的资金和现代经营的经验，需要香港的国际金融通路，更需要香港的国际贸易通路。这时，香港在国际上的重要性，因中国经济改革带来的活力而迅速上升；香港的劳动密集型产业基本上都转移到大陆去了，而为中国服务的贸易和金融功能便成了香港经济的支柱。
在此期间，1984年中国和英国政府签署收回香港的《中英联合声明》，拟于港英当局的香港租借条约到期时收回香港。中共欲收回香港，英国自然就不可能再重续香港租约；而中共对香港的兴趣，其实是“肥水不留外人田”，想占尽香港带来的各种利益。
香港被收回前，大多数港人其实对中共在香港逐渐掌握经济控制权，并无警惕，更谈不上对香港经济前景有何担忧。而香港被中国收回之后，多年来港人寄希望于中共能遵守“一国两制”的承诺，维持香港的自由和有限民主；香港民主派在立法会的狭窄空间里，一直努力维护“一国两制”之下有限的选举自由和民意表达。
中国80年代的对外开放，基本上是广东借毗邻香港之地利，起步于从香港走私并进口服装和家用电器；再引进港资设厂，由香港公司接单，在广东加工消费品出口，当时赵紫阳称之为“国际大循环”。深圳市建立后，这个临“港”新城从香港又学了不少现代市场经济的运作方式。比如，中国的房地产开发，即源自广东率先引进香港的土地批租营建；中国银行业的个人按揭贷款运营，也是建设银行深圳分行首次仿照香港银行界的通例，学会了如何计算按揭利息；深圳市还从香港引进了私企，以投资公共设施的建设。
直到邓小平南巡深圳之后，香港自由经济的魅力才得到了官方的全面认可，而大陆则借助香港，实现了经济起飞。随着中港经济交流日益密切，中国各地政府和大国有公司纷纷到深圳设立对外交流办事处，进而到香港开办中资公司，于是香港的经济就逐渐部分地被中共操控了。在这个阶段，香港之所以成为东方明珠，是因为中共在上个世纪最后20年里一直把“獠牙”藏在“怀里”（即所谓的“韬光养晦”）；而西方国家则错误地相信，中共会在经济发展中追求和平和自由，因此西方国家仍然把香港的国际地位视同于殖民地时代的状况，保留了香港在外交和经贸方面的国际特权。
三、香港变成中国依附型经济体
一旦香港经济逐渐依附于内地之后，香港与内地的关系就逆转了，从此不再是大陆需要依赖香港，而是香港有求于大陸了。本世纪开始，香港的国际金融通路被中共开发成了借道香港、吸收国际资金的窗口。2014年中共进一步开办了金融方面的“沪港通”，从此香港这个金融中心的重要业务就变成了为“北上资金”服务。香港行政当局提出，香港“经济发展的定位”要“背靠祖国”，而香港的经济支柱金融业之“背靠祖国”，其实就变成了“依赖祖国”。
香港被收回前，中资股仅佔港股市值的一成；香港被收回后，這个比例很快就跃升到六成，可以說，香港的证券市場很快就大陆化了。而自“沪港通”、“深港通”开启，“北上资金”就成了观察香港金融活跃度的指标；“北上资金”指的是，通过港沪、港深这“两通”，经过香港进入中国证券市场和私募基金行业的外资。到2021年2月底，北上资金达到21,236亿元；到今年7月，官方公布的北上资金，累计买入了1.91万亿人民币的A股；还有更大量的外资没投入股市，而是投入中国的债券市场和风险投资市场。因此，香港恒生指数的涨跌，对外资流入香港的依赖度非常高。
在国际层面，香港经济和金融依靠中国，这意味着什么？由于香港的北上资金中，外资主要來自美国，因此香港的所谓“背靠祖国”，其实是寄望于北京能“背靠美国”。因此，香港能否维持经济稳定，很大程度上自己说了不算，一切都要看那个北京“老大”的作为；而香港经济的唯一指望就变成了，北京能不能长期在资金上“依赖美國”？中共曾经在利用香港通道吸进大额华尔街资本方面尝到了甜头。
然而，依靠共产党原教旨主义来维持政权的习近平以为，自己的“翅膀”硬了，于是从2020年起从军事上开始威胁美国和台湾。2021年美军战略司令部司令宣布，“我們现在不是陷入冷战，而是比冷战还严重的威胁”。而外企在中共提升战争威胁的状况下，不得不分散供应链，于是经济全球化的潮流就开始改变，外企分散了供应链布局，中国的“世界工厂”失去了订单。
四、中共恶治香港：香港失去政治自由
中共从上个世纪50年代开始就在香港设立了“地下指挥中心”，即新华社香港分社（内部名称是中共港澳工作委员会），收买扶持左派势力，甚至在1967年发动过左派暴动。1997年中共收回香港时，香港民众没想到，恶法治港会来得这么快。所谓的恶法治港，一是用中共的恶法替代香港的英式法治，二是把香港传统的法官独立判案变成了司法替专制为虎作伥。
中共在内地的统治以“专政铁网”为特色，不允许出现任何反政府的“破口”。中共收回香港后，自然就会依照这个特色，逐步消灭香港的政治自由，因此中共就在香港逐步挤压民主派的活动空间，把中共当年在大陆推行的先统战、后独家一统天下的手段，一步一步地施展出来。
2020年5月28日中共宣布，在香港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国家安全法》；随后美国商务部长威尔伯·罗斯宣布，美国取消给予香港特殊贸易待遇的地位，禁止售卖军民两用高科技装备给香港。同年7月14日川普总统签署了《香港自治法》，制裁香港的行政官员和金融机构；他指出，香港市民的自由和权利已被中共剥夺，因此美国在贸易上不会再把中国大陆和香港区分开来，美国未来看待香港时，“将与中国大陆没有分别”。
然而，从中共对国际法和国际规则的态度来看，它既藐视国际海洋法，强占南海的公海海域为军用，也公然把知识产权国际公约踩在脚下，堂而皇之地盗窃美国及其他国家的知识产权和技术机密。显然，中共对香港的所谓“一国两制”承诺，更可能随时被推翻。虽然国际社会反复谴责中共损坏香港人民的权益，那毕竟是隔空喊话；而有限的经济制裁，则根本不能改变中共的做法。
北京在香港实施《国安法》之后，香港民众原有的游行示威自由和言论自由被变相取缔。2021年中共开始对香港最后的独立媒体《苹果日报》下杀手，这年6月香港警方出动500多人，搜查《苹果日报》大楼及其他多处，拘捕老板黎智英和报社的六名高管。这次打击《苹果日报》的行动，剿灭了香港最后的一点新闻自由，把香港变成了完整的共产党式政治统治。今年12月19日中共用《港区国安法》起诉《苹果日报》老板黎智英，尽管黎智英是英国公民，中共坚持把黎智英作为“反华势力的‘代理人’和‘马前卒’”（中共外交部用语），准备重判。
今年11月28日美国众议院外交委员会全体投票通过了《香港经济贸易办事处认证法》（HKETO Certification Act）。这个法案准备关闭香港行政部门依香港回归前的旧例在华盛顿、纽约和旧金山设立的三个经贸办事处。这项法案的美国参议院版本已于今年
7月获参议院外交关系委员会一致通过。现在美国参众两院外委会的香港法案正在等待两院院会审议通过。
五、香港经济的沉沦
香港经济变成中国依附型，其潜在的危害在于，得之易时失亦易，中国经济一旦沉沦，香港必然深受其害。中国经济早在2015年就因房地产泡沫过大而陷入困境，但中国经济下滑的拐点被三年疫情所掩盖。直到今年，中国经济才呈现出走向衰退的显著征兆。美国的多数智库和华尔街都没料到，中国经济会垮塌得这么快，而且居然直接对华尔街赖账，一连串房企巨头的到期美元债券都公然赖账不还了；同时，美国还有巨额私募基金投入中国后，成了“肉包子打狗”。
就这样，香港的经济支柱证券市场和金融业务，从两方面受到了夹击，深为中国经济的崩坏所害。一方面，中国股市因经济衰退而气息奄奄，而中资股占大头的香港股市当然也无法幸免于难；另一方面，华尔街投资中国的资金断流，香港股市便无法从中分润。习近平访美，想要美国资金继续投入中国；《华尔街日报》在习近平回国的当天，用一篇文章回应了习近平，标题是《不碰中国的策略奏效》。
华尔街对中国的金融投资断流，标志着香港之国际金融中心地位开始动摇。过去十年来，香港的金融业实际上是靠华尔街输血，现在就好比输血的插管开关被突然关掉了。既然北京无法再在金融方面“背靠美国”，香港经济自然就难以“背靠华尔街”了。因此，香港的恒生指数与台湾的股票加权指数出现了“死亡交叉”，恒生指数持续下滑，台湾的股票指数一路上升。
反映香港经济和金融状况的恒生指数，历史最高点是2007年的10月30日，那一天上升到31,958点。时值年终，今年12月27日香港恒生指数是16,625点，而台湾的股市加权指数是17,892点，恒生指数已从历史最高点跌掉了47.4%%；再过几个月，恒生指数就会比16年前对折腰斩了。
台湾的经济能一路稳健上升，而香港的经济一路惨跌，最大的差别在于，香港的经济被中共送了终；而台湾的经济虽与中国有很多交集，但台湾这些年来外贸和对外投资的多元化救了台湾。香港人现在普遍很恐慌，因为香港国际金融中心的地位快要终结了，港人的就业、收入、财产今后会一步一步地缩水。随着香港在国际上的特殊地位迅速消失，不久之后，香港会象中国的其他城市一样，再也没有经贸、金融方面的特殊机会了，而这将进一步送终香港。
（文章只代表特约评论员个人的立场和观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