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英国知名经济学家马丁·沃尔夫发表观点，认为美中贸易战将成为中国行进道路上的重大拐点，可能改变中国的国运，端视中国统治者的选择：更加开放，还是更加封闭。
他举例历史上的阿根廷。该国早在二十世纪初就跻身发达国家行列，然而，当1930年代的世界经济大萧条降临，世界资本市场崩盘，阿根廷走回封闭政策，实施高度保护主义。尤其庇隆上台执政后，让阿根廷走上不同于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的所谓“第三条道路”，即类似于意大利的社团主义，强化中央集权，实施极权统治，对外敌视美国和英国两大民主国家，而亲近德国和意大利两大法西斯国家。这个所谓庇隆主义，给阿根廷带来灾难性后果，而且长期化，让阿根廷沦入百年衰落。沃尔夫总结说，这一后果，“与其说是外部环境造成的，不如说是阿根廷自己的选择造成的。”
回到中国，沃尔夫指出：“因此，如果贸易战让中国觉得外部是一个充满敌意的世界，不再相信它，不再与之合作，不再对它开放，那么中国的国运可能就此发生重大逆转。”
闭关锁国，在二十一世纪的时空背景下不再只是经济上的意义，更在于政治上的意义。沃尔夫提到：“中国的政治体制已经对进一步改革形成了掣肘。长此以往，中国的体制有可能僵化，稳定压倒改革，增长停滞。”
事实上，自习近平上台以来，政治上的闭关锁国就已经开始。中共停止了对外学习，而重新开始朝内寻找执政动力，即从原教旨主义的毛泽东思想中找回政治资源。
这里面，除了保住红色江山的顽固意识，部分的原因还在于共产党统治集团的权力傲慢，自以为中国已经崛起，恢复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更能证明一党专政的成功，更有巩固一党专政的必要。这种权力傲慢，体现在北京的一系列政策中：
极端钳制舆论、全面封锁互联网，向中国人民强加“学习强国”软件，继续夯实中国人民深恶痛绝的“墙国”；向台湾强推“一国两制”，而无视这正是台湾主流民意下的政治毒药；向香港强加“一地两检”、“逃犯引渡条例”等，强推“23条国安立法”，并用“粤港澳大湾区规划”的阳谋扼杀港人治港、澳人治澳的高度自治；破坏香港六四纪念馆，收回胡耀邦故居，封杀三十年前所有隐喻六四的歌曲，彻底瓦解民间寄望平反六四的幻想……
凡此种种，不一而举，无处不显示中南海逆民意而动、冒天下之大不韪的权力傲慢。
习政权急忙忙开历史倒车，在很大程度上也是由主管意识形态的政治局常委王沪宁所驱使。中共高层、政治局里，充满了当年上山下乡的知青等被文革洗脑和荒废的一代，而缺少像样的知识分子。王沪宁，这样一个思想陈腐而善于文字包装的唯一秀才，竟成为中南海的大脑中枢。此人的自我封闭性格和极左思维一根筋，铸成了习政权不合时宜的极左路线，倒行逆施。
说到政治改革和中国的民主化，极端自私、极度腐败且权力傲慢的中南海统治者已经彻底放弃，国际社会也几乎放弃了指望。当然，中国人民还没有放弃，至少有头脑、有良心的中国人民还没有放弃。在这重大的历史拐点时刻，中国向何处去？端视中共的选择，也端视中国人民的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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