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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高层将于近期召开“农村工作会议”，会上，将形成“农村工作纲要”，并作为2005年的“一号文件”，向全党发放。2004年初，中南海也曾以“三农”为题，发出“一号文件”。2004年，当局在部分省市布设“5年减免农业税”试点，据说，农业为此有一定起色，农产品价格上涨，让农民增收。2005年的“一号文件”，则可能推广这一减税政策。
连续两年的动作，都是建立在连年农业大滑坡的基础之上： 2004年，中国人均粮食拥有量下降到二十多年来的最低水平；农村耕地面积减少到历史最低点；一亿民工的1000亿工资遭拖欠；城乡差距加倍扩大；农村贫困人口反弹；与此相应地，农产品进口猛增，比上年同期大增187%，进口首次大于出口；首度出现农产品贸易赤字。从每年盈余43亿美元，滑落到陡现赤字37.3亿美元。
这一切，归咎于当局忽左忽右的政策摇摆。回想26年前，濒临崩溃边缘的中国经济，百废待兴。当局正是从农业入手，赵紫阳、万里等开明派在四川、安徽等地率先尝试农村改革，取得成效，为中国经济改革奠定良好开端。然而，没过多少年，当局便头脑发热，一味热衷于城市里的“面子工程”，官商勾结，趁机大捞大贪。农民、农村、农业则迅速沦为牺牲品。以至于26年后，中国农村改革，又要推倒重来。
岂止是这26年，事实上，上世纪三、四十年代，中共便大搞农村“土改”，“打土豪，分田地，”并由此起家。不料，建立政权后，竟无情翻脸，将曾经分给农民的土地统统收回，名为“国有”，实际上成为当权者任意支配的最大“私有”。在其后的三十年间，为积累重工业，而消耗农业；为填充城市，而牺牲农村；为 笼络城镇人，而糟蹋乡下人。在粮食配给、票证配给、医疗、保健等社会福利方面，严格区别对待，户籍制度，其实就是界限分明、等级森严的歧视制度。公社化、大跃进，都使农民付出惨重代价，上世纪六十年代初，因错误政策而酿成的经济崩溃，导致数千万农民被活活饿死.
半个多世纪的中国历史，就是中共政策反复无常的历史，中国农民命运起伏多折的历史。这便是人治的特征，或曰，人治的“厉害”。谁能说，再过二、三十年，中国农村改革不再推倒重来？如今，人治的一套依然如故，即便在花瓶般的立法机构“人大”、“政协”两会中，九亿农民的代言人也廖若星辰，近乎缺席。
在市政建设中，强行征地，并狠心克扣补偿费；在水利建设中，强制移民，并大肆贪污迁移费。贪官、奸商登峰造极的贪婪，早已使九亿农民的新仇旧恨堆积如火山，随时等待喷薄欲出。各地动辄爆发数万人、乃至十万农民的暴动，正是这一巨大社会仇恨的生动背景。
（自由亚洲电台特约评论员陈劲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