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徐州八孩母亲事件曝光后，各种不忍闻的丑陋与黑暗都一层层揭开来，评论汹涌如潮。美国一些媒体的中文版评论将其归于中国女性权益得不到保障，国内少数评论也跟风将此归于女权范畴，许多Z世代甚至不知道中国人口贩卖这条食物链非常古老。还有论者认为只要习近平发雷霆之怒，这条食物链就会消失。
因此，我觉得有必要简要回顾中国人口拐卖这条产业链的历史，如果未意识到这点，中国恐怕连将这条产业链限制在最小社会伤害范围内都做不到。
人口贩卖是中国地下经济的主要产业
我经历过中国最黑暗的毛时代与中国的改革开放年代，非常清楚地知道这类拐卖妇女、穷家兄弟共妻的悲情故事几乎是贫困农村社会普遍认可的一种生存方式。在这位徐州女子的前面，排有一长列与她同样遭遇的中国女子；在她的后面必将还会有后继者。
1980年代直至2010年代，中国并不讳言拐卖人口这类社会丑恶（官宣用语），打击人口贩卖的活动曾被列为中国法制建设的重要内容，并由各地司法部门制成横幅宣传。各地公安部门也会上报打拐成就，并称将多少名被拐卖妇女送还家乡与父母团聚。中国报业在1990年代曾有过一段十余年的辉煌时期，只要不涉及政治敏感内容，社会民生题材可以报道。那些报道揭示了被拐卖女子们从被拐卖之日开始的悲惨命运。
人类社会有三大古老产业：卖淫、赌博、贩卖人口。毛泽东时代据称扫荡了这一切污泥浊水，我们小时也深信不疑。1990年代享有盛誉的《海南纪实》曾登过一篇文章，揭示的正是毛时代的地下经济人口贩卖。那个年过60的资深人贩子讲述自己的职业生涯，三年大饥荒时期是其业绩最辉煌的一段时期，他从中部省份如河南、安徽、江西、湖北等地前后共带了数百位妇女，其中有的还有丈夫、孩子，贩卖到当时还有口饭吃的西北部地区，远至甘肃等地。他自称一辈子活得不冤，在贩卖人口的过程中“采百花”，并且认为自己让这些妇女有了活路，积了阴功。
我儿时曾耳闻“拍花子”（拐卖儿童），街坊中有位与我年龄相若的男童失踪，一位与他一道玩耍的女孩亲见他被人用一块糖哄骗走的，女孩也被诱哄，只因胆小没跟着走。这篇采访证实了人口拐卖在毛时代其实存在。由此可见，毛时代的悲惨故事不是没有，只是在媒体上消失得非常彻底。
徐州是拐卖妇女的重灾区
徐州一向是拐卖妇女的“重灾区”。根据1989年5月出版的著作《古老的罪恶——全国妇女大拐卖纪实》，从1986年到1989年，人贩子从全国各地拐卖到徐州市所属6个县的妇女共48100名。书中最令人惊诧的是徐州市出租车司机拐卖妇女大案。据书中所言，当年整个徐州出租车半数司机都参与拐卖妇女，只要从火车站拉到单身女孩就会转手给人贩子卖掉。这本书还明确写明了出租车属于“华航汽车出租公司”、“云龙旅游服务公司”和个人私营出租车。
这本书的出版，既与当时国内尚算宽松的舆论环境有关——那时六四还未发生，除了政治话题之外，揭露社会阴暗面有一定自由；更与当时国内新闻业风气有关，一批富有社会责任感的记者有职业担当。1988年9月3日，《光明日报》发表一篇《沉重的思考——对11位女研究生被骗案的追踪采访》，轰动全国，曝光了多达11位女研究生被拐卖的案件，其中最著名的是上海同济大学一个女研究生的案例。《光明日报》记者武勤英在翻阅1988年6月7日《河南日报》之时，该报右下方一篇短文引起她的注意，该文说的是拐卖女研究生的骗子李敏已于1988年6月6日在郑州落网。两位中国年轻女子相遇于郑州一旅社，年龄大七、八岁的名校女研究生居然被一位来自农村的半文盲小姑娘拐卖，这个故事情节促使武勤英做了到当地采访的决定。
这篇报道的梗概如下：同济大学的女研究生小A在郑州火车站附近的旅社与一个叫李敏的16岁农村小姑娘相遇，被后者拐卖到了山东省郓城县农村，作价2480元，买主是农民宫长恩。
在被拐卖的71天中，小A遭到宫长恩的强奸，并被严加看护。在卷宗里小A自述：“我曾经把灯泡取下，触过电，或许电压太低，或许我的鞋太绝缘，未死成；我曾经上过吊，但绳子靠墙太近，我一伸腿又下来了；我曾拿着刀划过手，但未找到大血管，没有下手；我也曾到处寻找农药……。”
宫长恩最后被判了五年有期徒刑。
该报道虽然写了11位女研究生的不幸遭遇，但同济大学女研究生小A因本身的光环：班长、党员，而备受注意。她与拐卖者李敏的反差实在太强烈：一个是纯真、善良、毫无识别能力的女硕士；一个是邪恶、贪婪、铤而走险的文盲。不少读者的关注点在这，认为高分低能的现象应该要改变。还有评论者谈到受害者被骗的理由是倒卖银元赚钱，不该有贪心。文学评论家冯立三的一篇评论很有代表性：“《沉重的思考》有开阔的思考视野，它将一种不容于人类的罪行，将农民由物质和精神的双重贫困所造成的愚昧，将一位女研究生因不能在金钱的诱惑下庄重自处，在危难关头又因虚荣不能进行有效的斗争而酿成的悲剧，作了全面的、深入的剖析，提供了有关经济、文化、道德、法制等诸多方面的启示。”顺便提一下，徐州八孩母的事件见诸网络后，一篇2017年的文章《请别把女儿养成傻白甜》再度在网上流传。
武勤英还记述了采访过程中，山东省郓城县公安局办公室主任讲的一件事：贵州省一位妇联主任来此解救当地一位被拐卖的妇女，走在街上，被几个当地人绑架了。在倒卖她的途中，这位妇联主任谎称自己也是倒卖人口的贩子，已把“货”带来了并答应共同取“货”才乘机逃脱。
必须正视的残酷事实
关于徐州八孩母的悲惨故事，本人相关推特后的一些留言很能说明中国人的认知缺陷不完全由言论管制造成，有的留言认为这是万恶的中共统治下的产物，消灭了中共就不会再有这类现象；有的留言者假装不知这类悲惨故事的存在。
对于前者，一是昧于中国历史，中国人口贩卖是个古老产业，除了毛泽东时期没有纪录之外，从1980年代至今，国内媒体从来不缺少这类报道与纪实片、大要案纪录片。比如1989年《古老的罪恶》徐州拐卖人口的书不说，2007有电影《盲山》，2016年有“巫山童养媳”，每次都会牵出拐卖妇女的讨论。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电影《嫁给大山的女人》，该电影宣传称“是根据河南襄城姑娘郜艳敏的真实事件改编而成”，讲述18岁的打工妹山菊被人贩子拐卖到大山，多次自杀未遂后，被公婆的善良感动，决心以善报善，支撑起这个风雨飘摇的家；后来为了改变山村贫穷的限制，解开大山里人们封闭落后的思想，当上了代课教师的故事。
但现实中郜艳敏的命运却完全不同，她被转卖、被强奸，再以2700元的价格卖到了太行山深处的河北保定曲阳县灵山镇下岸村，她的丈夫常喝醉了酒打她，影片与真实事件中完全不符，被指美化拐卖妇女现象。
还有一种民主小清新，在推特上说，不要责备农村的愚昧，全怪中共，是中共的计划生育政策害了中国人，只要民主化了，就不会有人口买卖了。这话也算是另一种扯淡的政治正确了，用Google搜索，输入关键字：难民，人口走私，就会发现联合国都承认这现象的存在。而女性难民在逃亡潮中，对她们加以施害的主要就是同行的男性难民。这类报道有，只因西方左媒要保护难民形象，不多提了。
昨天的新闻就是历史，中国拐卖妇女的罪恶，既是历史，更是现实。真正的问题在于：这一罪恶在中国农村是共同体犯罪但却不视为犯罪，这需要另外写文剖析。
（文章只代表特约评论员个人的立场和观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