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发现，在这次新型冠状病毒疫情事件中，地方官员以及卫生专家纷纷“甩锅”，不愿为党国领导人的决策错误承担责任。这在中共建政以来的历史上是极其罕见的，甚至是没有先例的。
武汉市长周先旺说，武汉政府之所以没有在早些时候对公众公布疫情，是因为没有得到中央的授权。武汉市委书记马国强说，他后悔没有在1月12日、13日，就采取后来23日采取的封城措施。然而我们又都知道，一直到1月20日，武汉政府由于没得到中央授权，就连向公众公布疫情信息的权力都没有，那时候的武汉政府怎么有权力下封城令呢？可见问题还是在中央而不是在地方政府。
1月29日，中国疾控中心流行病学首席科学家曾光在接受《环球时报》总编辑胡锡进采访时表示，武汉此次面对疫情行动有些慢主要是科学认识的问题，但也不排除一些决策上的犹豫，对自己是不是自信。曾光说，公共卫生人员的决策，考虑的就是科学性的问题，是一个科学的视角，但政府官员考虑问题并不单纯是科学的视角，这只是他们决策依据的一部分，“他要考虑政治视角，考虑维稳的问题，他要考虑经济的问题，他要考虑春节老百姓的天伦之乐，满意不满意的问题。我们说的话，往往只是他们决策中采纳的一部分。”曾光表示，不能说政府官员这种视角不对，事情的决策是要多方面考虑的，但在关键问题上要建立一个经验，要更多的采用科学视角。科学视角如果采用的不好，其他视角也会没有意义。
曾光这番话等于是说，政府官员在决策时未能很好地采用科学的视角，所以实行防治措施上行动慢了，贻误了最佳时机。这里说的政府官员，当然是指中央，因为地方官员没有决策权。
不消说，地方官员和卫生专家——尤其是地方官员——讲出这些话是有政治风险的。那为什么他们还要讲呢？我以为：第一、他们讲的都是实情。第二、他们这么讲，也是自保，是不想当替罪羊，因为上面本来很可能给他们扣上“瞒报”和“主持防治工作不力”而免去职务以平民愤的。他们一讲，世人就都知道了，不是他们不肯发布疫情，是中央不准，不是他们不想采取得力措施，也是中央不准。这样，上面，也就是习近平，就很难把他们当替罪羊了。如果习近平继续大权在握，定于一尊，免不了要秋后算账。但对二人来说，事情都到这个份儿上了，说出真相和不说出真相横竖都是垮台，与其背负“瞒报”和“防治不力”的臭名垮台还被民众责骂认为罪有应得，不如留下清名，垮台也垮得像个说真话的英雄。
至于卫生专家，自萨斯事件后，国家出重金建立了传染病网络直报系统，临床医生一旦发现疫情就立刻直接报告中央，并不需要地方医卫系统或地方官员转手，因此，地方官员和地方卫生专家都没有对中央瞒报的能力。再说，有2003年萨斯事件的先例，当时的卫生部长就由于瞒报疫情而被免职，因此后来的相关官员知道瞒报对自己没有好处，因此他们也没有这样做的动机。在这件事上，不存在习近平受蒙蔽的问题。造成贻误时机的责任人就是“定于一尊”的习近平，别人想揽这份责都办不到。
习近平在会见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时讲到，防治疫情，“我一直在亲自指挥、亲自部署”。两个“亲自”，而且还是“一直”。不错，习近平把中央应对疫情领导小组正小组长推给李克强，又要宣称自己“一直亲自指挥、亲自部署”，那意思就是，工作搞坏了要算在李克强的头上，搞好了要算在自己头上。但是，这话实际上也是承认，先前不准公布疫情以及未能在较早的时候采取严厉措施，正是出自习近平本人。
地方官员和卫生专家居然敢甩锅，或明或暗地指出习近平是贻误时机的责任人。这说明，体制内对习近平的不满是很普遍的。习近平无疑是遭到了他上台以来的最大危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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