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月14日，李进进律师不幸遇害身亡。噩耗传来，我感到十分震惊，悲痛之情久久不能平息。下午，我和我太太以及老友徐友渔夫妇赶到法拉盛的李进进律师楼，在进进办公室门前献上一束白花，谨表哀悼。连日来，进进的音容笑貌不时浮现于脑海。我很难想象，进进就这样永远的离开了我们。
我和李进进结识于1993年。那时，他以访问学者的名义来到美国，参加哥伦比亚大学的“宪政与中国”项目，我也参加了这个项目。由于在此前，我们彼此对对方就有相当的了解，故而一见如故。在那时，《北京之春》的记者亚衣对李进进做了一次深度访谈。在访谈中，李进进讲述了他自己的经历，讲到他在1989年4月18日人民大会堂前主持了第一次有组织的静坐；讲到他在5月19日起草了《北京工人自治联合会成立宣言》，帮助建立了自49年中共建政以来第一个真正独立的工人组织，并成为其法律顾问。在八九民运诸多学生领袖和知识分子领袖中，李进进是最早把注意力转向工人和市民，并且身体力行，付诸实践的。
在访谈中，记者亚衣问：“从研究生期间的活动到天安门运动，你在政治上似乎一向主张和解与妥协，但是你又说过我们面对的是一个非常残暴不讲道理的政权。在这个政权面前，你为什么还要坚持这样的主张？”
李进进答：我现在仍然坚持这种政治主张。这是因为第一，这是一个策略，非这样不可；第二，另一个更深刻的意义是在理念上。从理念上来讲，和平、理性、和解、妥协是一个社会走向民主过程的必然的方法和手段；将来在民主自由的条件下，也要用和平的、合法的手段去维护自己的利益和社会公正；在争取民主自由的过程当中，首先就应当学会这种方法和手段。
李进进这段话讲得很深刻、很精彩。即便在30年后的今天，李进进这段话仍然没有失去现实意义。
结束了哥伦比亚大学的访问，李进进随即去了威斯康辛大学麦迪逊分校攻读法律学位。一次，我去麦迪逊参加会议，顺道去李进进的住所看望，见到他的妻子和儿子。进进拖家带口，在40岁攻读洋学位，课业繁重，自不待言，还要在餐馆打工维持生计，压力之大，可以想见。然而李进进却处之泰然，不叫苦，不感伤，不消沉。那份恒心与定力，令人赞叹。
进进得到博士学位后又回到纽约，办起了律师事务所。我们见面的机会就更多了。我们同时在一些民运组织中任职，一起参加过大大小小很多次活动和会议。我介绍过几个朋友申办杰出人才移民或政治庇护，进进都认真办理，那几个朋友都对进进十分感谢。我有法律问题向进进请教，进进总是有问必答，不厌其烦。
自2011年起，李进进接任“纪念胡耀邦赵紫阳基金会”会长，组织和主持了多次活动和会议。尤其是在2012年秋，胡赵基金会在纽约长岛举办了“胡赵精神与宪政转型”研讨会，会议的正式发言人和评议人多达40几位，其中包括来自中国大陆的9位独立学人；会后出版了一部厚达400多页的《僵局、“破局”与中国民主转型——胡赵精神与宪政转型学术研讨会论文辑要及现场辩论实录》，可谓硕果累累。
在2009年“六四”二十周年之际，李进进执笔提交了一份《“六四”事件民间白皮书》。白皮书指出，1989年民主运动是人民和平请愿活动；1989年春夏期间，北京没有动乱；6月也没有发生所谓的暴乱；“六四”事件的屠杀性质不容质疑。这份白皮书从法理上，对共产党当年的诬陷、不实之辞进行了既全面又深入的分析和反驳，是海外民运不可多得的一份文献。
和不少“六四”流亡者一样，李进进也出版了自己的回忆录《从广场到秦城》。和其他“六四”流亡者的回忆录不一样的是，李进进这本书的副标题是《一个法律博士生的狱中探法》。在这本书里，李进进不但讲述了自己从八九到“六四”的个人经历，而且还从法学家的角度，从法学理论上认真地探究了中国司法公正的若干重大问题。
在得到法学博士的学位后，李进进没有选择教学与学术研究，而是选择了当律师。在律师的实践中，李进进获得了很多在书斋里不容易获得的经验与感受。他又把这些来自实践的经验、感受放进他的理论学术的思考，由此引出了对美国三权分立、对美国司法体系的深刻领悟，以及对中国制度的深刻批判，并进而引出了对未来民主宪政中国如何实行法治的深入思考。这对于未来中国宪政转型，具有重要的参考意义。
进进热爱文学，喜欢写作。进进属羊，他以“杨非羊”的笔名办了一个博客网页，上面收录了他写的短论、随笔、书评和诗歌。
进进远行不归，给我们留下深深的哀伤和思念。我想，我们对李进进最好的纪念方式之一，就是整理和接过他的思想遗产。
（文章只代表特约评论员个人的立场和观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