斯金纳供职于美国国务院政策规划局。顾名思义，这个机构的工作就是为美国政府提供政策的规划与建议。正如斯金纳所说，你不能在缺少论证的情况下就出台一项政策。有时候，总统对某个重大问题有一种意向，有一种感觉或直觉。这时，就需要政策规划局把总统的意向、感觉或直觉加以理论化、系统化，使之成为一种学说，从而成为一项政策的指导。斯金纳说，我们正试图为中国撰写一篇X文章，就像当年冷战之父乔治· 凯南写的那篇政策论文一样。
乔治·凯南是美国外交界的一个传奇。1946年，时任美国驻苏联代办的凯南给国务院发了一封长达8千字的电报，1947年，凯南又以X的笔名在美国《外交事务》杂志上发表文章 “苏联行为的根源”。在这封长电报和论文里，凯南基于对苏联的深刻分析，提出了一整套对付苏联的长期战略，也就是遏制政策。凯南的建议被美国政府采纳，对冷战时期的世界政治产生了重大影响。现在斯金纳们所做的，正是当年凯南做的事情。只不过到目前为止，斯金纳的这个工作还没有完成，还在进行之中。
特朗普总统对中国问题确实有一种强烈的感觉或直觉。首先，特朗普总统认为中国问题很重要，非常重要，是最重要的问题，比什么恐怖主义问题，比俄国问题都更重要。第二、中国这个最强对手的情况和以往别的挑战者的情况都不一样，比如说，和苏联就不一样，是以前从来没有遇到的。
以前，美国政府曾多次在人权问题上批评中国，但斯金纳认为，人权这张牌对中国可能不会像当年对苏联那么管用。斯金纳讲到赫尔辛基协议。1975年，美国和包括苏联在内的欧洲国家签订了赫尔辛基协议，该协议写进了人权条款。斯金纳说：“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西方概念。它打开了一扇门，在人权原则上真正削弱了苏联这个极权主义国家。” 当时，苏联和东欧国家都有异议人士成立人权组织，捷克的七七宪章也是在赫尔辛基协议的背景下发布的。赫尔辛基协议还规定了宗教自由和移民权利，这对于削弱苏联东欧等国的共产专制都起到了不小的作用。可同样是人权牌，按照斯金纳的说法，用在中国就没什么作用。
斯金纳认为美国打人权牌对中国没有对苏联管用。对于这种说法，我们当然不赞同。在我们看来，美国对华政策的一个大问题就是它很少打人权牌以至于没打人权牌。从当初和中国建交，联合中国对付苏联，对当时中国远比苏联更恶劣的人权问题只字不提，到后来不坚持人权原则就给予中国最惠国待遇以及接受中国进入世界贸易组织，直到现在，美国对中国的人权问题也没有做出多大努力。
不过斯金纳的话也不是毫无根据。譬如说，今天的中国远比当年的苏联东欧更加对外开放，在美国高等院校的国际学生中，中国留学生占极大的比例。可是这些中国留学生有不少是小粉红，并没有多少人变得反共反专制，变成自由民主的拥护者。对于这种现象，我有我的解释，暂且不表；不过我可以理解它会在许多美国人、包括政策制定者心中造成困惑。
斯金纳在4月9日曾经接受过美国之音的专访。斯金纳对记者说，美国、欧洲和加拿大都意识到日益增长的中国威胁。斯金纳说：“我们已经有了一整套的中国政策了吗？我不认为真的有。我觉得现在有一些关于中国的问题需要来应对，但美国和北约共同面临的最大挑战之一就是，对中国威胁的根本性质的问题以及对需要制订基础广泛的战略政策予以应对的问题上达成共识。这是未来数年需要应对的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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