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年前的今天，2017年7月13日，刘晓波被肝癌死于狱中。
刘晓波是殉道者。刘晓波是为了自由，首先是为了言论自由而死的。正如他在2009年12月26日，在法庭上发表《我的最后陈述》中讲到的 -- “我期待我的国家是一片可以自由表达的土地……我期待，我将是中国绵绵不绝的文字狱的最后一个受害者，从此之后不再有人因言获罪。”
刘晓波不是唯一为言论自由而死的殉道者。我们纪念刘晓波，也是纪念一切为言论自由而死的殉道者。
在刘晓波殉道4年后的今天，我们不能不发现，今日中国的言论空间竟然比12年前，刘晓波发表《最后陈述》时还要狭小；甚至比4年前，刘晓波死于狱中时还要狭小。今日中国的言论空间，已经被压缩到改革开放40余年来的最低点。
回顾40多年来中国人民争取自由、民主的斗争，我们曾经有过令人激动的高峰，有过令人鼓舞的拓展，有过对未来的高度乐观与坚强信心。然而到了40年后的今天，我们却不能不发现，我们陷入了令人悲痛的低谷，以至于曾经有过的那些成果都荡然无存。
面对这样的现实，我们不能不问自己：怎么会发生这样的变化？这样的变化是怎么发生的？我们自己在哪里没做对？无怨无悔应是指信念的执着和献身精神的矢志不渝，那并不意味着我们先前所作的一切，在方式上和策略上没有任何可以检讨和可以改进之处。我们做的事是对的，但是我们遭到的严重挫败表明，我们没有把对的事做对。如果在“六四”32年后的今天，我们都还不能找出当初的失策之处和谋得今后的改进之道，那就是辜负了32年的光阴。
波兰的瓦文萨在讲到为什么偏偏是波兰，最早取得了自由民主的突破时说：“因为我们比所有人更精明，我们从别人的模式中吸取了教训，青出于蓝而胜于蓝。”瓦文萨说：“一切困难都是可以克服的，可以战胜的！那取决于你用什么武器，什么方法，抑或是盲目冲动。我以前常坏事，就因为我常常冲动 -- 什么？不行？天啊，这怎么行！然后就被对方一拳打在下巴上。后来终于想通了，这不是办法。我输了，证明我的方法一定不对。所以我后来改变战术。我想，嘿，我今天打不过你，好的，后会有期。改天换个方式再来，不行的话再换个方式，再换一个。如果我还是落败，就说明我还没学乖，或者没有选对武器。”
相比之下，我们缺少的正是这种不断反省、不断改进的精神。八九民运遭到严重的挫败，许多人只是一味地去怪中共 -- 不是我们没做好，而是中共太坏了；要么就是去怪民众，去批判中国人或中国知识分子的劣根性。就算这些责怪全部正确，那又怎么样呢？既然我们的对手和我们的民众都是给定的事实，我们的使命正是在这样的现实条件下，而不是在另外的假想的条件下，推进自由民主。因此，我们必须改进自己，我们也只能改进自己。仅仅是做对的事还不够，我们还必须把对的事做对。
这就是对刘晓波最好的纪念。
（文章只代表特约评论员个人的立场和观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