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月2日，中国国务院成立调查组，对河南郑州“7·20”特大暴雨灾害进行调查，对存在失职渎职的行为依法依规予以问责追责。郑州再现疫情，郑州市卫健委党组书记、主任付桂荣和郑州市第六人民医院党委书记马淑焕被免去职务。
近来，由于新冠疫情和郑州水灾，不少人谈到“问责”这个话题。
有人说，中国还有几个官员因为抗疫不力被免职。如今，国务院又成立调查组调查河南水灾，对失职渎职的行为问责追责，少不了会有几个官员被免职。相比之下，美国新冠疫情死那么多人，倒没见到一个官员免职。不久前，中共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在记者会上向美国发问，第一个问题就是：美国抗疫不力到底谁应负责？
赵立坚的质问非常可笑。很多人一提起问责，想到的就是罢官、免职。在美国，他们很少看到有官员被他们的上级或是被最高领导人罢官免职，所以他们就认为美国没有问责。这是极大的误解。
谈到问责，我们首先要问的是：谁来问责？谁是问责的主体？在自由民主的国家，是人民问责，人民是问责的主体。人民如何问责？用什么方式、什么程序问责？人民用言论自由问责，用选票问责，用独立的司法问责。去年总统大选，很多选民就是认为特朗普抗疫不力，没投特朗普的票，致使特朗普总统败选。至于其他方式的问责，也是屡见不鲜，尤其是用言论自由问责。
反观一党专政下的中国，人民不是问责的主体。共产党统治号称人民当家作主，但是在实际上，人民却被彻底剥夺了问责的权利。中共治下的问责，永远是上面问下面的责，大官问小官的责，最高领导人问其他官员的责，而最高领导人自己则从来不在被问责之列。
这就连古代的皇帝都不如。古代的皇帝并不像共产党那样假惺惺地说自己的权力是来自人民，因此在古代，人民没有问责权。古代的皇帝宣称自己的权力来自上天，老天爷要向皇帝问责。发生天灾了，那就是老天爷提警告，皇帝就要下罪己诏向老天爷承认错误。共产党不认这一套。毛泽东就说：“任何时候我都不下罪己诏。”
在中国，如果只是下面的官员没把事做好或是犯下罪错，上面的人或许还有可能对他们实行某种惩罚。但除非你假定上面的人明察秋毫而且没有私心，否则这种来自上面的问责就很难做到公正，很容易变成找替罪羊。至于说最高领导人，非但不被问责，就连批评几句都会被打成“妄议”（毛时代叫“恶攻”即恶毒攻击）而遭到严厉的惩罚。任志强就是例证。
在这次新冠疫情初期，当局应对严重失误，于是先后有湖北省委书记蒋超良、武汉市委书记马国强，以及湖北省卫健委党组书记张晋和省卫健委主任刘英姿等被免去职务，今年1月，又有58岁的武汉市长周先旺被辞去市长职务，改选为湖北省政协副主席。但明眼人都能看出，前面几个被免职无非是当替罪羊，周先旺改任闲职其实是打击报复。习近平自己都说，从1月7日起，就是他亲自指挥，亲自部署。习近平才是第一责任人，可是他非但未受到任何惩罚，反而进一步强化了自己的权力。这和问责相距岂止十万八千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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