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上世纪50年代初期，中共在全国范围内开展了一场极其残暴的镇压反革命运动。据中国公安部副部长徐子荣在1954年1月的一份报告中说，镇反运动共杀了71万2千人，判刑劳改129万人，管制120万人（实际杀死的人很可能还远不止71万，毛泽东在1959年庐山会议上就说过，镇压反革命，杀了一百多万）。在中共建政以来的历次政治运动中，镇反运动中被杀、关、管的人数是最多的，然而在国内学术界，对镇反运动的评价的争议却是最少的。他们无非是认为，一个靠暴力起家的革命政权，在建政之初用暴力严厉镇压形形色色的反革命活动，实为情理中事；在镇压过程中犯有扩大化的错误，也比其他运动的扩大化情有可原。我以为，这种评价是基于对镇反运动的性质的严重误解，所以是站不住脚的。
不错，在中共于1950年3月18日发布的第一份镇反文件《关于镇压反革命活动的指示》里明确宣布，镇反的对象是：反革命武装暴动，抢劫公粮和物资，破坏工厂、铁路、仓库，造谣及鼓动群众闹事；还有就是追捕那些隐瞒其反革命罪行、改名换姓、乔装打扮藏匿于社会的反革命罪犯，等等。从中共的角度，上述这些人自然是要严厉镇压的。但问题就在这里：作为革命政权，中共在建政初期镇压大大小小的反革命活动本是例行公事，是中共各级领导早就在做、而且一直在做的事。既然如此，哪里还用得着最高领导人特地出面发文件，专门搞成一场全国性的大运动呢？
由此，我们可以推测，中共发动镇反运动其实是借题发挥，是假借镇压反革命活动的名义，或者说在镇压反革命活动的掩护下，实际上去镇压另外的群体，去镇压那些并没有从事过上述反革命活动的另外的群体。
黄钟先生在《炎黄春秋》上发表的文章《第一次镇反运动考察》里写到：“镇反运动是根据中共中央的党内秘密文件发起，并由一系列党内秘密文件所指导和推动”，“而被视为反革命分子的人，往往就是根据他们无从得知、无由得见的秘密文件而被杀、关、管、放”。这就是说，很多在镇反运动中被打成反革命分子遭到镇压的人，如果他们根据中共公开文件中的反革命分子定义来对照自己，他们不会认为自己是反革命；可是他们终究还是被当作反革命镇压了，因为按照中共内部的秘密文件，他们就是反革命，镇反运动就是要镇压他们这种人。
我们知道，早在1949年4月25日，毛泽东与朱德签署发表了《中国人民解放军布告》，共八条规定，又称“约法八章”。其中第五条宣布，“除怙恶不悛的战争罪犯和罪大恶极的反革命分子外，凡属国民党中央、省、市、县各级政府的大小官员，‘国大’代表，立法、监察委员，参议员，警察人员，区镇乡保甲人员，凡不持枪抵抗、不阴谋破坏者，人民解放军和人民政府一律不加俘虏，不加逮捕，不加侮辱。”另外，在国共三年内战中，共军消灭了大量国军，除毙伤之外，还有相当一部分是“起义和投诚”的。据中国人民解放军战绩公布，国民党军队起义、投诚和接受和平改编共177万人。中共宣称对起义投诚人员有一贯的政策：“爱国一家，既往不咎，一视同仁，量才录用，妥善安置。”
然而，以后的事实证明，所谓镇反，实际上就是镇压那些早已放弃反抗并因此得到中共承诺宽大处理的国民党政府人员，甚至包括那些得到中共承诺既往不咎、一视同仁的起义投诚人员。镇反运动是中共出尔反尔、自食其言、背信弃义的登峰造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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