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11月10日，是文革著名李一哲大字报发布50周年。
1974年11月10日，在广州闹市区中山五路北京路口，出现了一份题为《关于社会主义的民主与法制——献给毛主席和四届人大》的大字报，作者署名李一哲；大字报的正文和序言共两万多字，写满了67大张纸，从头到尾长约100米。
李一哲大字报一出，观者如堵，全城轰动。更有很多热心人把大字报抄写下来，还有人油印成小册子，四处散发。我那时虽远在成都，但也很快的就知道了这份大字报，不久后就从朋友处读到了手抄本。一读之下，兴奋异常，深感共鸣。更重要的是，从李一哲大字报的广泛流传和广受好评，我切切实实地感觉到，人心已经变了。1976年的四五运动有一个振聋发聩的口号：“中国已不是过去的中国，人民也不是愚不可及，秦皇的时代已一去不返了”。我是在读李一哲大字报时就感觉到了这一点。
李一哲大字报由三人合写，这三个人是李正天、陈一扬、王希哲。李一哲这个笔名就是从三个人的姓名中各取一字而成。时任广东人民广播电台技术部副主任的郭鸿志也参加了大字报的撰写。此外还有十几个人参加过他们的讨论和大字报的传播。在文革爆发的1966年，李正天是广州美院的大学生，陈一扬和王希哲都是广州十七中的高中生。
文革中的大字报，写得好又流传广，初期要数《出身论》，后期要数李一哲。李一哲大字报是当代中国民主运动的先声，是当代中国思想史的一座标杆，是中共建政以来极其罕见的由几个“小人物”造成的大事件。
关于李一哲大字报，可谈的问题很多。我这里只谈几点。
1、关于文革中的造反派。李一哲在文革初期都是造反派。应当看到，文革初期的所谓“造反”，所谓“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实际上含有反对政治迫害的成分。这是值得肯定的。
2、但是，李一哲并不是文革初期造反派的直接延伸；李一哲的思想经历了重大的变化和升华。文革初期造反派批判所谓以刘少奇邓小平为代表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一方面是批判其压制群众的政治迫害，另一方面也是批判以刘邓为代表的相比之于毛泽东较为温和与务实的经济路线和文化路线。李一哲的重大思想变化就是他们否定了后一方面。
3、不错，李一哲在大字报中引经据典，引用的都是马列主义、甚至毛泽东的思想。这一来是因为这一代人就是在这种环境下长大的，共产党那套意识形态几乎是他们唯一的思想资源。二来是在当时的情境下，无论是出于认知的局限，还是出于策略上的自我保护，抑或是出于说服你面对的读者，你都不能不以这种或那种方式使用那套语言。我们知道，在早期的国际共运内部的自由化思潮中，有不少是被称为修正主义，也就是说他们仍然以马克思主义者自居，从马克思那里挖掘自由主义的资源。
4、更重要的是，李一哲是从自己的经历、从自己受过的磨难中，萌生出民主与法制的理念。李一哲大字报从批判林彪、批判林彪代表的极左路线入手，对大家都有的经验作反思，从而提升出民主与法制的理念。这再次证明了，当代中国的自由民主理念，并不是中共在毛泽东死后实行对外开放，再次引入西方思想的产物，而是从自身的痛苦经验深刻反思的结果。尽管就理念的论述而言，李一哲大字报还有这样那样的不足与局限，但是它展现出的价值取向是清楚的、坚定的。
在50年后，我们纪念李一哲大字报，重温李一哲大字报：记住我们从哪里来，坚定我们到哪里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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