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最近，自由亚洲电台和美国之音都发表了对著名中国记者戴晴的专访，引起了广泛的关注与议论。在专访中，戴晴主要讲述的是她在纽约的博登书屋出版的那本书《邓小平在1989》。胡平对这本书作出了系列评论。
在接受记者采访时，戴晴解释说，她这本《邓小平在1989》与官方和民间叙事不同。戴晴认为，“六四”的根源是中共上层从“政争”（陈云要计划经济，邓小平要开放市场）到“权争”（谁说了算或一线指挥的人是谁的人），最后发展成“权斗”（你死我活）。戴晴认为赵紫阳的遭遇就是“六四”时期的上层恶斗的例子。这种“上层的恶斗”导致中国的现代化转型遭遇巨大挫折。
戴晴的这种解释很难让人信服。因为我们在六四看到的上层斗争主要是邓小平和赵紫阳的斗争，而不是邓小平和陈云一派（包括李鹏、姚依林等）的斗争；另外，八九、六四这场上层斗争，也不是围绕要计划经济还是要开放市场，而是围绕要自由民主还是要一党专政。再有，戴晴说，广场激进民运及其领袖是这场恶斗的口实、棋子！这也很难让人接受。民运分明是独立的，是主动的，怎么能说成是棋子呢？
戴晴断言六四的根源是上层的权争，学生是棋子。这种说法很难让人接受。戴晴在讲到胡耀邦离世引发各种力量的复杂反应时，写下一句话。她说：“邓无论如何没有料到的是，卫道那帮子，简直从一开始，就想到利用激进革命而达到自己目标：赵紫阳，这回还弄不下去么？！”（第39页）
如果我没有理解错，那么戴晴实际上要表达的意思是，广场激进民运及其领袖，至少是在客观上，帮助了中共上层中保守派别，成了他们的棋子。在八九期间，以赵紫阳为首的开明派一度主导局势，不止一次做出退让，但民运方面总有一些激进领袖不懂妥协拒绝正面回应上层开明派。戴晴以邓小平的视角写到：五常委书面讲话，按你紫阳的办法，已经退让到底了吧？怎么样？理都不理你！
六四后，一些学生领袖反思，为当年没有正面呼应赵紫阳的五常委书面讲话而感到十分遗憾。不少学生领袖承认，如果当年能把和中共开明派对话的机会抓住，实现与中共开明派的合作，八九民运一定会有完全不同的结局。
著名的国际非暴力政治学专家基恩·夏普（Gene Sharp）曾经对1989年中国的天安门民主运动做过认真的考察与研究，他总结出的一个教训是，如果学生通过谈判获得可持续的政治空间后撤出，政治局里的温和派后来被证明已经准备考虑给予那种空间，学生就可以声称取得了胜利并将这一信息传遍全国。一位年轻的非暴力行动专家、塞尔维亚学者波波维奇（Srdja Popovic）也对中国的八九民运做过研究。他指出，中国八九民运失败的原因就是，学生太过理想主义，没有利用当局的退让而及时地宣告阶段性胜利。
戴晴这本《邓小平在1989》，是迄今为止，从邓小平的视角、从中共上层斗争的视角，记叙八九民运和六四屠杀的最好的一本书。戴晴说这本书是“未定稿”，倒也不全是自谦，因为还有许多当年的一手资料被封存于中共黑箱之中。对八九民运和六四屠杀的记录与研究还有待进一步深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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