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毓生不是那种笔头快、产量高的学者。林毓生提倡做学问要“比慢”。他甚至说，我这辈子就写了两篇论文，《二十世纪中国激进化反传统思潮、中式马列主义与毛泽东的乌托邦主义》和《反思儒家传统乌托邦主义》。以赛亚.伯林讲过一个有名的比喻：“狐狸知道很多事情，但刺猬知道一件大事”，说有的思想家兴趣广泛，研究很多问题，属于狐狸型；有的人一辈子专注研究一个大问题，属于刺猬型。按照这种分类，林毓生属于刺猬型。他毕生就研究一个大问题，自由主义在当代中国的命运。为什么在中国实现自由主义这么艰难？探究自由主义在中国失败的历史原因，思考中国未来发展自由主义的可能性。我必须说，林毓生研究的这个大问题，不只是他个人选择的大问题，而且也是我们这个时代提出的大问题。林毓生的重要性就在这里。
在林毓生提出的各种观点和概念中，大概要以“创造性转化”这个概念引起的关注和讨论为最多。林毓生反对五四以来的全盘反传统主义，也反对“发扬固有文化”一类文化保守主义。他强调，“创造性转化”这个概念，一方面是重视与传统的连续性而不是全盘断裂，一方面是在连续中要有转化，在转化中产生新的东西。像我这一代中国大陆的自由主义者是很容易和林毓生起共鸣的，因为我们自己的精神历程就是这么走过来的。
林毓生对苏晓康讲过一句话。他说：“我跟余英时说，共产党弄到今天这步田地还不垮台，那么我读过的所有的书都算白读了！余先生说他同意我这个看法！”苏晓康写道：“作为一个思想史家，他是带着对中国的失望，可能还有愤怒而离开的，另一位思想史家余英时教授，我猜也是如此。他们这一代学人，一生以破解中国近现代落后、激进，坠入超常集权以及其解道为志业，最后看到的是一个最坏的中国，其悲凉痛苦可想而知。”
林毓生、余英时他们这一代学人是如此，我们又何尝不是如此？而且更有过之。在艰难奋斗了四十多年后，今天的中国竟然比当年离自由主义还更远。
这就不能不回到八九，回到“六四”。一场最大规模的民主运动，在最可能赢得胜利的时候遭遇到最惨重的失败。早在89年9月，林毓生在接受采访时，引用德国社会学家韦伯的意图伦理和责任伦理概念，指出，基于革命的浪漫主义加上中国传统的“内在超越”精神，使得一些激进的民运领袖拒绝妥协。他们一味地强调自己的良好的主观意图，不顾及自己主张和行为的客观后果。他们只有意图伦理的概念，没有责任伦理的概念，以至于在民运遭到失败后都拒绝承认自己在其中负有责任。我要强调的是，我们做的事是对的，但是我们遭到的严重挫败表明，我们没有把对的事做对。如果在“六四”35年后的今天，我们都还不能找出当初的失策之处和谋得今后的改进之道，那就是辜负了35年的光阴。
林毓生赞同韦伯提出的“历史扳道工”的比喻。如果把人类历史比作铁轨，文化或观念就好比铁轨分叉点上的扳道工，他们可以改变历史发展的方向。
对思想者的最好纪念，莫过于重温他的思想。林毓生毕生致力于思考自由主义在当代中国的命运。我们必须继承他给我们留下的巨大遗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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