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年是文革50周年，香港的牛津大学出版社出版了文革史学者李逊女士的一部巨著《革命造反年代－－上海文革运动史稿》，分两册，共1648页。李逊女士长期专注于上海地区文革史的研究，早在20年前就在台湾出版过一本40万字的《大崩溃－－上海工人造反派兴亡史》。我那时候就读过，后来又读到过她写的一些文章。这无疑是一位研究文革史不可错过的作者。
李逊这本大部头《革命造反年代－－上海文革运动史稿》，涉及方面之广，引用的资料之多，令人叹为观止。其中有一小段提到潘国平，很有意思，很值得单独说一说。
潘国平是文革风云人物，鼎鼎大名的上海工总司的主要负责人之一，人称潘司令。在造反之初，潘国平的地位还在王洪文之上。本来在工总司的草创初期，冲锋陷阵带头干作决策的都是潘国平，不是王洪文。然而在工总司的好汉们坐在一起商讨确立领导班子时，王洪文耍了一个花招。他提出要每个人摆自己的条件，谁条件好谁就当负责人。王洪文讲自己出身雇农，放过猪放过牛，当过兵上过朝鲜战场，现在是工人，是党员又是保卫科干事，再加上是老造反。而潘国平刚二十出头，只是个刚转正的徒工，资历很浅，又不是党员不是干部，就让王洪文比下去了。
因为被王洪文等人排挤，潘国平在文革中起起落落。李逊写道，1975年10月21日，潘国平第三次被审查，除了“经济问题”、“男女关系问题”之外，又加上了被人揭发的“攻击江青、张春桥、王洪文同志”。潘国平说王洪文胆小、驯服，没有能力，当（党中央）副主席只是过渡，将来接班的是江青和张春桥；说张春桥有野心，会耍政治手腕；说江青是武则天；说自己落得“飞鸟尽，良弓藏，狡兔死，走狗烹，敌国灭，谋臣亡”的下场。潘国平对时局的见解尤其精彩，他说，“我们对美苏的谴责和批判完全是无中生有，鸡蛋里挑骨头，是为了转移人民视线，缓和国内外阶级矛盾和紧张局势，采取嫁祸于人的方法”。说“我国现在面临经济危机，全国动乱不定，上层内部分裂，争权夺利，人民没有政治权利和民主自由”。扬言他夺权以后，要“还政于民，缩小打击面，减少政治犯，做到让人民有言论行动的自由，实行真正的民主”。还认为经济繁荣必须“积极引进外国资本，不搞单方面援助”。还要“缩减军队，减少开支，增加工资，提高人民生活”。“特别要和苏联缓和紧张局势”。潘国平说，“要是叫我搞经济，可以适当考虑引进外国先进技术和投资，我们还可以吸收国外华侨的投资”（第1423页），如此等等。
读到这些言论，禁不住击节赞赏，原来潘司令真是很异议人士、很民运人士啊。潘国平上述言论是“被人揭发的”，也就是说，这些言论不是公开发表的，而是在这种或那种的私下场合说出来的。也亏得潘司令的这些言论被揭发批判，从而记录在案，我们才知道他在那样的时代就有过这么精彩的见解。
潘司令见解不凡。其实在当时，有类似思想的不乏其人，有的更深刻更尖锐。只不过这些“反动言论”大都限于亲朋好友的私下交谈，极少曝光，极少见诸于公开的文字。文革史家宋永毅和孙大进编辑过一本《文化大革命和它的异端思潮》，里面收录了文革十年各个阶段中影响较大的不同政见的代表性文章和观点；北大教授印红标出过一本书《失踪者的足迹》，对文革期间青年思潮进行了广泛的搜集和深入的评析。把这两本书披露的言论和潘司令的言论相比，你或许会认为潘司令的言论还要更尖锐更大胆些，某些当时颇有名气的异端思潮倒不过尔尔。其实这主要是公开或半公开发表的文字与私下交谈的区别。
李逊在引述了潘国平上面一番言论后写道：潘国平的“这些思想和议论，在当时非常大胆前卫。潘国平和一些部队干部以及高干子女接触较多，受他们影响较大。”这应该也是实情。那时候，不少红二代们也是很反叛的，也是很反感专制、很向往自由民主的。现在人们一提起红二代，便以为他们从文革红八月一路走来，一直想的是老子英雄儿好汉，继承和保卫红色江山。其实不然。他们中间的不少人也曾有过良知的觉醒与自由的追求，很多人是到后来、特别是到六四之后，才又堕落、又变坏的。
潘国平在文革结束后被判刑8年，出狱后不久又因投机倒把被判6年。1996年潘国平来到美国，参加过一些民运活动，出席过2006年在纽约举行的文革40周年研讨会。在那段时间，我和潘国平有不少交往。后来听说他回国了，后来得知他病逝于上海（2013年4月18日）。我写下这篇文字，也是对这位老友的悼念。
(文章仅代表特约评论员个人立场和观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