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实，“重庆模式”与“广东模式”是鲧禹父子早已试过的思维模式，前者是打压，后者是感化，之所以是体现在薄熙来和汪洋身上，是因为他们都有可能入常，这不仅是因为二人明显地代表党内的两派，还是军队内部力量综合平衡的结果，他们都异口同声地否认模式说，而又斗得一踏糊涂，其缘由广而论之，中国目前还不允许反对党的存在，他们属于一个专制政权内部的不同支流，本质上讲还是一个体系，既有争的一面，又有和的一面，既有光明的一面，也有伪善的一面。
无疑地，这是中国民主化的一个小小的萌芽，如果我的判断不错的话，未来中国的民主路线图大概是这样的，先从共产党内分出一个派别，它的公开化和合法化，是早晚的事，它的分裂是不可避免的，也是大好事，然后，再承认和允许社会上已有的反对派组党和成长，并与自己展开竞争，可上可下，像台湾那样，整个中国这盘大棋就走活了。但非常遗憾是，当习李即将取代胡温之时，“西南王”像半路杀出的程咬金，把中国搅得昏天黑地。
薄熙来不是民主派，也不是“包青天”，本质上他是一个既贪婪又枉法的实用主义者和机会主义者，总之，他是一个典型的封建意识很强的“鲧”式人物。一些人对他的吹捧来自多种原因，一是新闻封锁造成的不明真相，如同80年代初的大连人；一些人是他挥霍民脂民膏，有意收买和拢络的，如同90年代的部分辽宁人，和现在重庆以及北京高层的既得利益者；反对他的人也有多种原因，有的受到他的枉法追诉，身受其害，有的基于对其本质的认识，对他上台后给国家造成的危害，充满忧虑，坦率地讲，我是兼而有之。
我仔细地阅读了读者对我文章的所有跟贴，特别是批评或漫骂我的文字，但我极少反驳，这不是因为忙，而是自身的经历教训了我：当我被拘捕之后，第一个站出来检举揭发我的是自己最信任，平时总在奉承我的人；第一个帮助我及其家人，并送钱送物的人，是以前批评过我，被我辞退的一个同事，因此，我终于明白了：批评自己的人未必是敌人，表扬自己的人未必是朋友。
由此观点看一个政党，批评共产党的人，理应是他们最好的朋友，所以，切不可“防民之口，胜于防川”。中共之所以建国以来，犯下了积重难返的罪行，就是因为他的历任领导人，大都是“鲧”而非“禹”；它之所以维持如此之久而不倒，是因为它的国民都是“鲧”或“禹”的子孙，它的领导集体中也不时出现“禹”式的人物，比如，胡耀邦，赵紫阳，温家宝，或者说它不像卡扎菲那样是一个家族，而是一个多面孔的集体，他的“鲧”激化了矛盾，他的“禹”舒缓了矛盾，社会在一鲧一禹的波浪式推进中行进。中国老百姓向来把希望寄托在未来的领导人身上。
但是，从总体上看，面对老百姓的抗议和不满，中共总是喜欢利用专政工具进行残酷的镇压，越镇压，社会越不稳，越不稳，更去镇压，从而落入了高压维稳，草木皆兵的怪圈。当十八大临近，可能入常者的面目减次清晰，浮现之时，薄熙来做了最炫目的表演，无疑地，他是一个野心勃勃，崇尚暴力革命，打压言论自由的领导人，他可能上升的趋向加重了未来中国的危险性。
有人预测他将入常取代李长春，有人说他将顶替周永康，依我观之，他在重庆的一系列表现，流露出的权利争取目标是中央政法委书记，假如，这一阴谋得逞，中国必将遭殃，试想，在大连，他当市长的第一件事，就是把文盲秘书车克民安排到国安局书记的位置上，利用反间谍的手段对待同事，打击政敌和诬陷记者，制造了30多起冤假错案；而到了重庆，他是政治局委员兼书记，官职还不是太大，就搞了惊天动地的“唱红打黑”，“二次文革”，不仅唱得重庆财政破产，亏空1000个亿，而且“黑打”抢钱，制造了数百起冤案，鼓动起来了全国老板“跑路”潮，使重庆三十年改革开放的成果，毁于一旦。
由于中共是一个专制政权，官员的个人品行和思想性格，尤为重要，从目前看来，习近平是比较包容，柔弱的一个人；李克强是一个比较理性，廉洁的官员，如果两人同为“禹”，中国可能自上而下地开启政改历程，既能保住邓小平改革的经济成果，又能最大限度地化解社会矛盾，实行循序渐进式的民主与法制。但依我对其观察，他们都很难驾驭薄熙来，他主管政法，则意味着公检法司大权都集于一身，特别是国安情报系统听命于他，必将尾大不掉，另搞一套，暗杀，内斗，阴谋，将不绝如缕，其权术和厚黑，将玩习李于股掌之上，很可能策动内乱兵变，随时篡党夺权。
具体说来，他会在第一年，做出人事安排，力挺王立军为公安部部长，车克民为安全部部长，成城为司法部部长，等等，如果受阻，他会采取迂回曲折的办法，进行人事布局，而王立军呢，1999年因交通肇事，枉法追诉，被民众告上法庭，正是任辽宁省长的薄熙来，牺牲了法律的尊严，而挽救了他的政治生命，从此，他投靠薄熙来，成为他苦心培养的一个戴笠式的打手。这样两个狼狈为奸，无法无天的人，占据要职，中国会怎样，可想而知。而车克民和成城呢，也是薄熙来在大连选拔的专政“鹰犬”，读者可以从我的拙著《姜维平狱中回忆录》看清他们徇私枉法的真面目。
任期的第二年，薄熙来会跃跃欲试，先进行中央级专政工具组织上的大清洗，再抓住对立派的把柄，找一个文强式的替死鬼，杀鸡儆猴，这个倒霉的家伙，八成是最高人民法院的副院长，或最高人民检察院的副检察长，也可能是司法部副部长，如同90年代整大连中法副院长刘晓滨，近几年整重庆高法副院长张弢和法官乌小青一样；接着，第三年和第四年，他会在全国各级的公检法司等部门，以廉政建设为幌子，进行一次血腥的全方位，多层次的大清洗，全国的监狱，看守所将爆满，抓人“基地”遍布大江南北，既博得老百姓的一片欢呼，也为下一步升官铺平了道路。假如权利拿到了手，他绝对敢于废除已有的干部制度，实行卡扎菲式的独裁统治，而把儿子瓜瓜送到西方读书镀金，就是一种精明阴险的准备。
可以预期，他接手中央政法委之后，中国的异议人士将面临灭顶之灾，他不仅要全面监禁所有的批评政府的文人，包括记者和作家，而且，要派出大批特务直接暗杀，绑架，阻吓海外的异见领袖和民运领导人，他将公开查封香港的反对派刊物等媒体，早在2000年，薄熙来操控下的国安特务郑义强就对我说，你还给《前哨》写稿，你知不知道，薄书记马上就进中央了，香港这些刊物马上全部查封，把刘达文抓起来，，对我们国安局来说，像玩一样！。。。。。。同时，薄熙来还会拘捕所有的身在海外的不听话的中国公民的亲友，以逼迫他们就范。
或许“大禹治水”的故事具有像征意义，中国的地理是以一条大河和一条大江为特点的，南为长江，北为黄河，因而中共领导人大多姓名里带有“三点水”，如，毛泽东，江泽民，胡锦涛，温家宝，等等，对“鲧”“禹”式的领导人来说，治国如治水，长于“封堵”，人民受苦，长于“疏导”，民众得福，学“鲧”者遗臭万年，学“禹”者名垂千古，“乌坎事件”之所以伟大，就是因为它易“鲧”为“禹”，与“六四事件”形成显明对照，而主办此事的领导人的姓名中又带有两个三点水：汪洋，而薄熙来的“三点水”在“草头”之下，表明他是祸国殃民的草头王，所以，汪进薄退是最佳的选择。
总之，薄熙来一旦进入入常，他会把文革和监狱里学到的整人的办法，发挥到极致，使中国变成一个大监狱，把省市变成监区，把追随他的人变成管教，把人民变成奴隶和囚徒，数以百万计的公民将逃亡海外，或身陷囹圄，死于非命，到了那时，人们就会知道，我为什么倾毕生精力，冒巨大风险，付出沉重代价，历时十几年，揭露他的嘴脸与本质，唤醒人民对他的警惕，因为目前的中共高层领导人中，平庸者不必论之，宽容者不必戏之，改革者不必戒之，唯有他将给中国带来巨大的灾难，必得除之！
2012年1月9日于多伦多
（文章只代表特约评论员个人的立场和观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