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暴力不合作运动，最早由印度的甘地发起，后来由南非的曼德拉跟进之后，颇受世界各国弱势群体欢迎，在除中国之外的各国，成了弱势者对付并推翻专制极权最有效的工具。
东突厥斯坦各民族，包括维吾尔人，作为处于中国殖民占领下的一个弱势民族，一直在以各种形式反抗中国政府的殖民占领。
最早，在上个世纪初的1920年代末，自东突厥斯坦最东部的哈密，至西南部的喀什噶尔、阿克苏、和田，西北部的伊犁、阿勒泰等地，维吾尔、哈萨克人前赴后继，发动了一次又一次的武装起义；到1949年共产党在苏俄协助下全面占领东突厥斯坦（新疆）为止，东突厥斯坦各民族人民浴血奋战，前后两次建立了独立的东突厥斯坦共和国；然而，很不幸，用生命和鲜血换来的独立、自由，却成了大国博弈的牺牲品。
但维吾尔人没有放弃反抗，共产党占领之后，维吾尔人除了在忍无可忍下，偶尔发动了几次大规模、有组织的反抗外；一直还在以各种形式进行无声的、非暴力的抗争。
维吾尔人最典型的非暴力抗争，应该是对民族身份的坚持。维吾尔人的民族身份包括其伊斯兰信仰、历史传统、风俗习惯、语言文字，服装饮食、居住等。
中国政府自殖民占领以来，一直试图改变维吾尔人的民族身份，任何殖民者都是先是从语言入手。无论是推翻满清之后的杨增新、金树仁、盛世才，还是后来的国民党政府，都继续沿袭满清后期左宗棠占领之后开办学堂，让那些为满清殖民官员服务的维吾尔官员，选送其子女进学堂学汉语的语言同化政策。
共产党占领之后也还是同样继续其语言同化政策。但是，直到2001年为止，维吾尔各界精英，巧妙利用中共政策的摇摆不定、各种机遇，冒着被监禁、判刑的危险，坚持自己的民族语言教学，以维吾尔语言文学、历史对殖民同化进行非暴力抵抗。
相对于汉语学校极好的学习条件、环境，先进的教学设备等，对维吾尔语学校，共产党几乎没有投资，使用的校址、校舍都是共产党来之前的，都是维吾尔实业家、慈善家在19世纪末二十世纪初投资建设的，如伊犁的第七维吾尔中学，阿图什、喀什噶尔的大部分维吾尔语中小学；但维吾尔知识精英持之以恒地以各种方式坚持维吾尔语教学，继续非暴力的抗争。
维吾尔老师们以民族大义为重，鼓励维吾尔学生在学好本民族语言同时，学好汉语、学好英语，学习俄罗斯语、阿拉伯语、波斯语等，以跟上世界发展潮流；而中国政府赤裸裸的民族歧视政策，政治移民的大汉族主义傲慢，反面刺激了维吾尔学生的学习激情。
在家里，维吾尔父母更是强调母语学习之重要性；记得父亲一再告诫我们兄妹：“我们送你们去汉语学校，是为了让你们学会汉语，不要因语言障碍，而和我们一样被歧视、排挤；但千万不要忘了，你们是维吾尔人，母语是维吾尔语；如果忘了母语，你们就不是我的儿女。”父亲定的家规之一，就是在家里，任何人不许说汉语。
中共政权威胁利诱，使尽各种阴谋诡计试图让维吾尔人放弃母语，比如给予民考汉（自小上汉校的维吾尔人）相对好一点工作、官职等；当然，前提条件是这些民考汉必须忠于党国政府。然而，这一招也收效甚微，多数民考汉成了抵抗中共殖民的主力军；他们用娴熟汉语，对虚构中国历史之深入洞见，和对中国文化之深刻认识，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
在维吾尔人民族身份非暴力抵抗中，维吾尔人使用最广泛、影响最深远的另一武器，是对饮食禁忌的坚持，对汉餐的抵制。
维吾尔人拒绝进汉餐、拒吃猪肉，与其说是伊斯兰信仰的坚持，不如说是对中国殖民者的抗拒，对同化的抵制。因为有很多维吾尔人，尤其是知识分子和一般官员，尽管他们的宗教信仰薄弱，但坚决拒吃猪肉，将其作为一种民族文化坚守。维吾尔人饮食禁忌，很早就成了维吾尔人和殖民者之间的分界线、一条看不见的鸿沟。
文革期间，在共产党煽动的腥风血雨中，一些维吾尔投机者，就如现在在维吾尔自治区正在发生的，开始公开宣布要吃汉餐、吃猪肉。但伴随文革疯狂的结束，处于执政危机的共产党中国政府，为了继续其对维吾尔自治区的控制，暂时抛弃了这些投机者；而维吾尔社区也都拒绝接纳这些投机者，鄙视他们。
1980年代，所谓改革开放之后，维吾尔自治区各地各单位，又都恢复了原有的清真餐厅。到1990年代，伴随维吾尔人要求自由呼声的高涨，饮食上斗争又开始了。
我刚到石河子职业技术学院任教时，每次自治区领导来视察，只要是维吾尔领导，我会被派去接待。当时，大多数维吾尔领导会要求饮食安排在宾馆清真餐厅，但偶尔也有几个所谓‘识时务’的维吾尔领导不拒绝汉餐，但我拒绝吃汉餐；这不仅让自治区领导不舒服，也令校领导尴尬，再往后，学校也不再要求我接待自治区领导吃饭。
1990年代中，我被借调到农八师宣传部，去帮助培训参加维吾尔自治区区情知识竞赛维吾尔团队。我们当时被送到红山嘴电厂宾馆隔离培训，但电厂宾馆没有清真餐厅，只有一家汉餐。宣传部领导告诉我们汉餐厅可以单独给我们做饭，但我们拒绝了。
好在电厂小市场有一家回民清真餐厅，我们就定在那里吃我们的三餐，但领导来检查我们的进度就出现问题了。多数时候，是宣传部一位姓王的部长来，他来当然是要在汉餐吃饭。王部长第一次来检查，他安排在汉餐会餐；等我们在清真餐厅吃完饭，来汉餐加入王部长和他的随从时，显然已经很晚了。
他一脸不高兴，质问我们为什么不一起吃，他说桌子上的食物一半没有猪肉；我告诉他即便没有猪肉，我们还是不习惯吃汉餐；他极其傲慢地对我说：“伊利夏提，你是大连工学院毕业大学生吧？一个受过高等教育的大学生还这么不开化。”我也毫不示弱，针锋相对地回敬他说：“王部长应该知道爱因斯坦吧？他是世界上最聪明，受教育极高的一位科学家，他也不吃猪肉？因为它是犹太人，那是他的文化传统；我也一样，作为维吾尔人，希望遵守维吾尔人的饮食禁忌，吃不吃汉餐、吃不吃猪肉和所受教育不是正比关系。”
我的话冒犯了王部长，也令其随从不高兴，气氛骤然紧张；王部长看看我说：“既然你们不吃，那你们就回去继续准备吧。”我带着团队离开了汉餐厅。
后来是石河子市唯一的维吾尔副市长来检查工作，同样，会餐又被安排到汉餐，我又拒绝吃汉餐。维吾尔副市长语重心长的开导我说：“伊利夏提老弟，你汉语那么好，又读了那么多书，应该是一个很有前途的人，稍微妥协一点，只要没有猪肉就吃一点；凡是知道你的师市领导都很欣赏你的汉语和学问，但觉得你民族情绪太严重，改变一下！“
我笑着对他说：“副市长，这里不是维吾尔自治区吗，我们不是自治民族吗？《民族区域自治法》不是规定要尊重民族习惯吗？坚持维吾尔人饮食习惯就是民族情绪严重吗？为什么吃什么还要看汉人领导脸色？今天我们如果答应吃汉餐，那明天如果提出要我们吃猪肉怎么办，也妥协吗？这么一路妥协下去，那我们还是维吾尔人吗？这不是软性同化步骤吗？”维吾尔副市长叹一口气说：“你太年轻气盛，你会碰壁的，会碰的头破血流，等你醒悟过来，就可能为时太晚。”
今天维吾尔人遭遇的种族灭绝，就是因为我们拒绝屈服，就是因这种非暴力的抵抗，整个维吾尔民族，和我一样，确实碰的头破血流、家破人亡。但要想使我们民族继续以维吾尔民族身份存在，我们必须以各种形式继续反抗；对维吾尔自治区境内的维吾尔人而言，在一切可能的场合继续讲维吾尔语言、穿戴民族服装，坚持自己的饮食禁止，坚持民族身份，是唯一且最有效的非暴力抵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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