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月31日，星期五，是信仰伊斯兰教穆斯林的宰牲节。全世界穆斯林，只要是有经济能力的，作为伊斯兰信仰一项鼓励性义务，都要宰杀一只羊，和家人、和邻里、和贫穷家庭一起分享宰杀羊肉。
宰牲节，阿拉伯语Eid Al-Adha，维吾尔语Qurban Heyt；中文音译为“古尔邦节”，意思是献祭、牺牲，是伊斯兰信仰穆斯林的两大宗教节日之一。
根据《古兰经》，宰牲节是为纪念圣人伊布拉辛（基督教称为亚布拉罕），毫不犹豫地服从真主命令，在准备将自己儿子伊斯马伊献祭时，真主自天降下一只羊顶替其儿子。自此，就有了宰牲节。
伴随伊斯兰教的传入，宰牲节也成为了维吾尔穆斯林的一大节日。但和伊斯兰世界稍有所不同的是，在伊斯兰两大宗教节日中，大多数穆斯林将开斋节看得更为神圣，但维吾尔人，大概因为过去的游牧传统使然，对宰牛杀羊与人分享、儿女团聚的宰牲节似乎更为重视。
每到节日前，有一点经济能力的维吾尔人家庭都要挑选最好的羊准备宰牲献祭；宰牲的羊必须是健康没有任何缺陷的，最好是公羊。
到宰牲节的早上，家家户户早早起床洗漱完毕，穿戴鲜艳、崭新的民族服装，先去清真寺礼节日拜；礼拜完毕，全家老少上坟拜访逝去亲人、诵读《古兰经》、祈求真主赦免亡灵前世罪过并赐予安宁；然后回家宰杀献祭羊，等待儿女亲人前来拜年团聚。
献祭羊宰杀完之后，根据伊斯兰教规定，三分之一要平均分割送给鳏寡孤独，三分之一分送邻里亲戚，剩下三分之一留自己下锅煮熟，全家父母儿女团聚分享。
但维吾尔人作为穆斯林，在中国殖民统治下又非常不幸，可以肯定地说，我自出生到几乎成人前，因为中国政府的民族压迫和人为制造的贫穷，直到所谓“改革开放”的短暂松懈前，我不记得家里有过任何宰牲节宰羊过节的记忆。
所谓“文化大革命”期间，和今天的东突厥斯坦几乎一样，红色恐怖笼罩下，清真寺要么被拆毁、要么被关闭，宗教人士大多被抓捕判刑，没有被抓捕的也处于监督劳动，任何形式的宗教信仰都被禁止，更遑论过什么宗教节日，宰羊过节了。
“文化大革命”结束之后，生活开始转入正常。维吾尔人，也在维吾尔宗教领袖、知识精英带领下开始复苏其信仰、文化和传统。维吾尔等突厥民族逐渐回复了传统节日诺如孜节，及宗教节日开斋节和宰牲节。
当时，伴随生活有所好转，维吾尔人家庭开始宰羊过宰牲节。记得那时，每次宰牲节前一两天，父亲都会带上我去哈密畜牧市场买羊。哈密的畜牧市场很大，过节前几天，那里人山人海热闹非凡，里边不仅有成群的牛羊马，还有买水果、干果，买烤肉、烤包子的摊点，人们脸上洋溢着过节前的欢乐，到处是讨价还价的人群及吆喝声。
父亲娴熟地挑羊，讨价还价成交，然后就是把羊领回家。我在前面牵、父亲在后面赶，不一会儿，欢乐父子到家。这图景，是宰牲节前维吾尔社区最普遍的一幕。
宰牲节早上礼完拜，上坟回来，父亲就开始杀羊、分割，我的任务是将那些属于鳏寡孤独邻里的羊肉送到他们家里。等我送完回来，家里的羊肉也基本煮熟了。父母兄妹坐在一起，在欢快的维吾尔歌声中分享羊肉，分享家庭温暖、父母儿女、兄妹亲情。
每年宰牲节第一天，各地维吾尔人社区都会有各种传统活动。如维吾尔传统文化源泉的古城喀什噶尔，维吾尔人会在完成宰牲节礼拜后，在艾提尕尔大寺前广场，伴随手鼓、唢呐之声跳起粗犷威武的萨玛舞；在伊犁，一般是宰牲节礼拜之后，各地农村举行叼样比赛。
在哈密，每年宰牲节礼拜之后，都会在花园乡举行歌舞、摔跤等传统表演。最热闹的当然是摔跤比赛，大都是当地维吾尔农民，在手鼓声、唢呐声及人们的呼喊声中，有人上场挑战、有人迎战，一直到最后一位大力士赢出为止。
和大多数维吾尔人一样，在度过了几个欢乐的宰牲节之后，我们也都长大了，开始离家上学、工作。但每年的宰牲节，我们兄妹都想办法回家和父母团聚。一如既往，父亲还是和过去一样，礼完拜回家即宰杀一只羊，把肉分成几份，分给孤寡邻里，再把剩下的羊肉全部下锅，和我们一起，在欢快的家庭亲情欢乐中分享。
当时，已经退休了的父母由过去的平房搬到了铁路医院对面的楼房，住在二楼。家里封闭阳台对着进入小区的小路，过节前几天，母亲基本上没事就坐在阳台上遥望小路，远远看到我们回家的身影出现，她就会和父亲冲出来迎接我们。
记得弟弟被杀后，我打电话，经常，母亲在电话那头说：“儿子，我还是常常坐在阳台那窗口，遥望那条进入小区的小路，期盼着突然有一天，你和弟弟会奇迹般出现在那条小路上。儿子，我想你们！”我总是无言以对，默默倾听母亲倾诉对我们的思念之情。
但那时候，尽管弟弟被杀，我被迫背井离乡无法回家，但每年过宰牲节，至少还有三个妹妹、妹夫带着儿孙回家和父母一起过宰牲节，还能慰籍父母同时失去两个儿子的心灵创伤。我也还能打个电话，隔洋祝福父母宰牲节快乐，在电话里和父母、和妹妹们倾诉对彼此的思念，回忆那贫穷但苦中作乐、全家团聚、其乐融融的欢快日子。
实际上，那是我在安慰父母和妹妹们回忆过去欢乐时光的同时，自己也能在异国他乡找到过节的感觉！
但，这一切，伴随东突厥斯坦出现的大规模集中营，都化为了灰烬，都成为了封尘的回忆和遥远的过去。自2016年年底以来，几乎每一个维吾尔人，无论其在海外、还是在国内，都生活在恐惧不安、焦虑担忧之中。国内的不知道哪一天自己会被抓走，国外的不知道自己父母亲人在哪儿、是否还活着！
比“文化大革命”更可怕的红色恐怖笼罩了东突厥斯坦大地，集中营大规模出现，维吾尔人开始大规模失踪，妻离子散、家破人亡；绝大多数的清真寺，包括一些拥有近千年历史的古老清真寺也都被拆毁，剩下的被封闭，被转为他用；伊斯兰宗教人士大多数被判刑、或被送入集中营消失；以反恐名义出台的各种法规，完全禁止了任何形式的伊斯兰信仰实践；宰牲节，也只在名义上还存在，但没有了可宰的羊；维吾尔人被迫吃猪肉，遑论宰牲团聚了。
和大多数的维吾尔人一样，我也和母亲在父亲去世后的2015年8月中旬在最后一次通话之后，失去了联系；2019年秋，辗转听说，自2014年大妹妹被抓之后失去了联系的三个妹妹和妹夫及其儿女都在集中营。
每逢佳节倍思亲，后天就是宰牲节，如果母亲还活着，如果母亲还没有被关进集中营或监狱的话，如果母亲还能记起周五是宰牲节的话，她可能还坐在阳台那个窗口，可能还在孤独的遥望着小区那条小路，心里默默的向真主祈祷，期盼真主能创造奇迹，使她失去了踪迹的儿女奇迹般出现在小路的那头。
不知道，也可能，正在再一次见证中国红色恐怖下维吾尔大屠杀的母亲，宁可再也见不到儿女，也不希望我们出现在那条小路上。母亲肯定不想自己的儿女，和2百多万维吾尔人一样，成为中国殖民政权民族主义祭坛上的献牲！
（文章只代表特约评论员个人的立场和观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