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讯技术日新月异的今天，我确信，任何一个侨居海外的中国人，或者是侨居他国的任何一个异乡人，只要他想，周末或者任意的那一天，拿起电话，就可以拨通世界任何一个国家的任何一个角落，向其亲人倾诉衷肠！
包括那些坚决反共、侨居海外的中国异议人士，也包括那些逃离战乱频仍的阿富汗、索马里、叙利亚的难民，他们都可以利用发达的现代通讯工具，和父母、亲人叙说思乡之情，打听邻里朋友的消息；有些中国异议人士，还能将父母接出来在海外团聚，有的甚至还能返回中国探亲访友。
但我们维吾尔人却不能，世界上哪怕是最贫穷、最不发达、战火纷飞的国家或地区的百姓能够享受的基本通讯权力，我们没有，也都被中国殖民者无情的剥夺！
周末给家里打电话，对我们维吾尔人而言，是一种可望而不可即的奢侈，更多的时候是一种痛苦的折磨；我们既无法打通电话，也不能将父母接出来；更甚，我们绝大多数的维吾尔人，根本不知道自己亲人是否还活着，更遑论知道邻里朋友消息了。
世界维吾尔代表大会主席多力坤﹒艾沙先生，先是在去年的年初，辗转得知母亲几个月前已在集中营去世；然后，在今年年初，又通过中国环球电视网的宣传视频得知，父亲也已去世几个月了；但不知道是什么时候、在什么地方去世的。
澳大利亚的女诗人法特玛（Patime）女士，也是在最近辗转通过联合国得到了消息：她苦苦寻找的父亲，已经在几个月前去世了。
另一位在土耳其的维吾尔父亲，在寻找回国探亲妻儿一年多之后，突然，在中国环球网宣传维吾尔儿童‘幸福生活’的视频中，找到了自己的一个儿子，然而，他的妻子和其他孩子仍然是杳无音讯。
和大多数维吾尔人一样，几个月前，我也通过不同渠道，辗转打听到的消息是：我母亲还活着！
但帮我打听的人都没有亲眼见到我母亲本人；一位朋友告诉我，我给的电话号码那边的一人打过去，确有一位维吾尔老人接电话，根据口音确认应该是我母亲；另一个朋友通过他人打听到伊利夏提的母亲还在；但都不是百分之百确定。
这辗转传来的消息，一点都没有减轻我的焦虑。
如何确认母亲还健在的消息，使我在痛苦中煎熬了一两个月，上个月底，我依然决定无论如何，一定要打个电话，哪怕是不说话，听一听母亲的声音也行；已经有四年了没有听到母亲的声音了；只要电话打通了，母亲一定会说什么，我能确认母亲的声音；只要听到了母亲的声音就可以稍微放心了。
两星期前的一个周六，起了一个大早，开车来到家附近一个寂静的小公园，把车停好，然后拿着手机稍微犹豫了一会儿，最后毅然决然地拨通了电话，“嘟嘟、嘟嘟嘟……”；似乎是极其漫长的等待之后，传来一位汉人女士清脆的声音：“您拨打的电话是空号……”，查一下号码，再打过去，仍然是没有人接，嘟嘟之后，还是那位汉人女士清脆的声音。
一两个月来的忐忑不安，焦急的期盼，又转为了无尽的忧虑和煎熬！怎么会是空号呢？不是那边打电话有人接了吗？
这是自2016年8月底和母亲最后一次通话之后的第几次呢？我也不记得了，我像个病人一样，每隔几个月，实在受不了那种思念、那种母亲是否还健在之不确定的煎熬时，会打个电话试一试；每次都是那无情的清脆之声粉碎我的侥幸梦想。
两个月前，有人辗转从欧洲给我传来消息：我的大妹妹和二妹妹，在奎屯的一个集中营里关押着，消息源因担心其还在家乡亲人的安危，不能站出来；根据传来的消息：大妹妹，和二妹妹及她的丈夫、大女儿都在奎屯集中营。
两个妹妹在集中营的消息，既是预料中的，但又是我刻意回避面对的一个事实；但一经确认，仍然使我完全陷入痛苦中不能自拔，愤怒、悲观、内疚、自责、无助，时时刻刻折磨着；白天工作无法专心致志，晚上，辗转难于入睡，常常是半夜醒来一个人坐着发呆。
每天从早到晚，满脑子是问题，大妹妹是单身母亲带两孩子，一女一男；二妹妹两个女儿；大妹妹的两个孩子在哪儿？他们也在集中营吗？二妹妹的小女儿在哪儿？三妹妹一家四口，她们在哪儿？也都在集中营吗？是在哈密的集中营呢，还是在别的什么地方？假定母亲在家，那谁在照顾她？
电话铃响了，把我从无头绪的无数个“为什么“中拉回了现实，是妻子打来的，问我去了哪儿？大早晨怎么不在家；我吞吞吐吐的告诉她，我在家附近小公园，试图给母亲打电话；“你怎么这么自私呢？你证实了母亲的健在能改变什么？你给一个八十多岁的老人、给你的妹妹带来的还不够吗！我不也一直没有消息过吗，你就不能忍一下吗“话没有说完，电话那头妻子的声音开始哽咽了。
我默默地听着，妻子最后哭着说完：”这是什么日子呀，什么时候是个结束啊！“就放下了电话。
我机械地启动汽车，在茫然中无意识的将车开回了家。
新的一天，这个除了维吾尔人以外，地球上大多数人都以睡懒觉、与父母亲人分享欢乐的的周末，对我这个维吾尔人而言，要从擦干自己的泪水、舔舐自己的创伤，用自己都不太相信的空话，安慰同样沉浸在无尽思念亲人之痛苦煎熬中的妻子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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