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整理书架，突然找到了几年前买的英文版《牛虻》，我爱不释手，决定再读一遍；大约花了两周多的时间读完了；感觉还是和上世纪八十年代第一一次读《牛虻》中文版一样，又一次被主人公亚瑟的个人英雄主义，对意大利自由事业的献身精神，对爱情的执着所感动，同时，也为亚瑟起伏跌宕的悲剧人生而感伤，并陷入对过去的回忆中。
我第一次知道《牛虻》一书，是文革后期和母亲的一次谈话；那时，母亲家里有一些页面发黄了的维吾尔语藏书；那些书，大部分是在苏联中亚出版的，其中有俄罗斯诗人莱蒙托夫的《诗集》、作家高尔基的《母亲》、奥斯托洛夫斯基的《钢铁是怎样炼成的》和乌兹别克斯坦作家阿布都拉·卡德利（Abdullah Qadiri）的《神龛里的蝎子》和《过去的岁月》等。
母亲读完《钢铁是怎样炼成的》一书后，给我讲小说内容时，告诉我主人公保尔·卡察金受书名为《牛虻》的小说主人公的影响极大，自此我特别想找到这本书，但当时的条件根本不可能；后来，中国‘改革开放’，《牛虻》中文再版，我有幸买到了一本，细细地读了一遍，感触颇深；可以毫不夸张地说，《牛虻》小说，对我的人生也产生了深刻、深远的影响；再后来，苏联拍的电影《牛虻》也进来了，电影却让我大失所望，也没有留下任何印象。
尽管中文版《牛虻》中的亚瑟被再造，使其变成了一个没有亲情、没有缺点的高大全英雄，对爱他的教父蒙泰尼利残酷、对爱他的艾玛决绝；但当时的我不知道亚瑟被中国政府处理过，因而，我还是喜欢《牛虻》小说，过一段时间就重读一遍；后来，我又找到了《牛虻》的续集《中断了的友谊》，但没有《牛虻》那么让人爱不释手。到2003年匆忙离家逃亡时，不得不和那些喜欢的书告别，也包括《牛虻》。
到美国安顿下来后，又开始重新买书，当然，在美国又多了一个语种——英文；很快，我找到了《牛虻》的英文版，我又买回来读了一遍。
《牛虻》英文版，依然使我伴随亚瑟的悲剧人生，亚瑟与教父蒙泰尼利之间剪不断理还乱的父子亲情之爱，与既是战友又是女友的艾玛之间因误会带来的爱情缠绵，及亚瑟为自由事业而痛苦万分地放弃挚爱父亲、教父蒙泰尼利，放弃与自小青梅竹马的艾玛的纯真爱情，而毅然选择死亡的个人英雄主义之悲壮所感动；感到亚瑟和我们一样，是一个拥有爱恨情仇的活生生的人。
在读英文版的过程中，尽管身边没有中文版可以进行对比，但我还是感觉到了英文版和中文版的差别，猜测中文版进行过删减。这次再读英文版后，想网购一本《牛虻》中文版，无意中发现了一篇介绍《牛虻》一书在中国出版过程和内容删减的文章，证实了我的猜测。
这使我想起来另一位对我人生产生极其深远、深刻印象的维吾尔诗人，维吾尔民族主义战士——鲁特弗拉·穆塔里甫（Lutpulla Mutalip）；第一次听说诗人鲁特弗拉也是通过母亲，母亲经常背诵鲁特弗拉著名诗作《对年份的回答》中的一段：“青春是人生最美时刻，但她又太短暂；当日历的一页被划去时，青春花朵的一叶也随之凋落。“
母亲偶尔也讲一点她听说的有关鲁特弗拉·穆塔里甫的故事，讲鲁特弗拉在阿克苏因组织“星火”地下组织，后因叛徒出卖而被捕，被国民党军警用铡刀杀死的悲剧故事。母亲，大概是担心我小孩子不懂事，到处乱说而惹来不必要的麻烦，每次讲述鲁特弗拉故事时，极其小心，有点欲言又止的感觉；但这，反而使我更想了解鲁特弗拉·穆塔里甫的短暂人生。
1983年，新疆青少年出版社出版了阿布都拉·塔利布（Abdullah Talib）的有关鲁特弗拉·穆塔里甫短暂而又轰轰烈烈人生的历史小说《激流》，我立即买到书，夜以继日读完了小说；小说作者应该是收到了苏联英雄主义小说影响，对诗人的一面倒英雄主义描写，使青春年少的我，对诗人的崇敬之情更加强烈。
大学毕业后，大概90年代初到阿克苏游玩，住在朋友家；第二天早上，朋友问我想去哪儿看看？我告诉他要去参拜心中永远的英雄鲁特弗拉·穆塔里甫的坟头。
和朋友骑上自行车，大约一个小时，在一个一望无际、一幅破败空旷景象的坟地，费了好大经找到了诗人的坟墓；坟墓中间堆起，四周是由土胚垒起的围墙，一点都不显眼；但坟墙上写满了像我这样远道而来，诗兴大发崇拜者的感想。我感慨万千，挨个儿把墙上的诗念了一遍；然后，默默地坐在英雄坟头，诵读了一段《古兰经》，为亡灵祈祷平安。
在小说《激流》出版前后，鲁特弗拉的不同版本《诗集》也再版，但我在读鲁特弗拉·穆塔里甫《诗集》的时候，一直有一点让我耿耿于怀，那就是他诗里的有关“中华”的内容；大多前辈告诉我，鲁特弗拉·穆塔里甫是一位维吾尔爱国主义诗人，当然，他爱的是东突厥斯坦（维吾尔自治区），不是什么“中华”但为什么他的诗里会有那么多“中华”？
我当时的猜测是，鲁特弗拉的诗作被中国殖民政府阉割了！
后来，1998年底，另一本由维吾尔作家吐尔逊·艾尔西丁（Tursun Erxidin）写的，有关鲁特弗拉·穆塔里甫的调查传记《鲁特弗拉与他的经历》出版。
这本书，可以说颠覆了很多我以为是历史事实的鲁特弗拉人生。首先，该书作者依据调查证实，鲁特弗拉根本不是在伊犁尼勒克县出生的，而是在苏联哈萨克斯坦阿拉木图维吾尔区逡其乡（Chunqi Yeza）出生的；其二，鲁特弗拉的俄语是在苏联上学时学的，根本不是在伊犁俄语学校学的；最重要的是，该书作者明确指出，诗人的很多诗作被人做了手脚、被修改了。
当然，作者不能、也不敢说是中国政府把“中华”加进了鲁特弗拉·穆塔里甫的诗集里，是中国政府使鲁特弗拉变成了“中华”爱国诗人，而不是维吾尔人的爱国主义诗人；如果作者公开指出鲁特弗拉的诗被政府做了手脚、被修改了，那他这本书肯定也是要胎死腹中的。
大概是去年，我听一位维吾尔历史学家朋友告诉我，目前一位美国维吾尔学者正在搜集资料，写一本有关鲁特弗拉·穆塔里甫人生的学术专著，这位美国朋友已搜集到的资料，将推出更多有关鲁特弗拉·穆塔里甫的新发现；朋友说，可能会有更多惊人发现。
在发现中国政府对书本阉割证据后，我还曾对照过我喜欢的另一本书，由前苏联军事科学院历史学家沃尔科戈诺夫（Dmitri Volhognov）写的、由中国世界知识出版社出版的《胜利与悲剧——斯大林的政治肖像》一书的中英文版；同样，中文版也被大量删减和修改。
当然，中国政府对书本阉割，对我震动最大还是对影响我人生两位英雄——亚瑟、鲁特弗拉，一个是小说里的虚构人物，一个是历史上真实存在的人物的再造。书写两人的书，都在中国被被删减修改，以符合中国政府的审美宣传；这种手段，使英雄被人为拔高失去人性，历史被人为篡改而使历史人物模糊片面、面目全非，而且还使读者因不知所读书本被删减、修改而长期被动接受洗脑。
显然，中国出版的任何书，都要在出版前经过审查阉割、删减、修改。想一想都知道，中国政府要阉割、删减修改的部分，应该是该书最重要的精华部分；书本失去了点睛之处，也就失去了吸引力和影响力，在悄然不知不觉中，对读者进行洗脑；使读中国出版书籍的读者，先天失去了更新、拓宽知识，接触不同观点、接受新观念的机会，使读中国出版物的读者群，处于封闭的知识链而不自知。
对书本的阉割、删减修改，我以为比禁书更恶劣；被禁的书，爱书者只能向往猜测，而不得内容；而被阉割的书，却貌似真理在灌输错误或扭曲的观念，看似真相地在教授被篡改的历史和编造的事实，使读者在无意识中自愿接受洗脑，将被阉割的思想观点、扭曲的历史事实当作真理传播，从而在不知不觉中成为极权政府的“有用白痴”。
毫无疑问，在中国，无论是翻译出版的国外名著，还是翻译出版的处于中国殖民统治下维吾尔、图伯特还是蒙古人的文学、历史等书籍，都被或多或少删减、修改；因而，仅仅阅读中国出版简体书，学不到真实的人文知识，遑论学习前沿新思想。
（文章只代表特约评论员个人的立场和观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