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节期间，刘慈欣小说《流浪地球》改编的同名电影大受欢迎。这部电影我没有看，不过在网上看到一段刘慈欣和江晓原的对话，大意是刘慈欣问江晓原，如果世界末日来临，只剩下咱俩和一位美女，咱俩只有吃了她才能活下去，那么为了人类的文明，你吃不吃？江晓原说他不吃，刘慈欣说他肯定会吃。有人说看了这段对话感觉有什么地方不对：如果刘慈欣和江晓原把美女吃了，只剩两个男人，没法繁殖后代，人类文明还是要灭亡的。为了人类文明的存续，显然不能吃美女，而应该是让美女在刘江二人中选一个来吃。据说刘慈欣是二人中比较胖的那个，那么被吃的显然应该是他。当然，刘慈欣被吃之前应该先留下精子，供繁殖后代用……
还有人说，刘慈欣的小说本质上就和余华的《活着》差不多，讲的都是逃难的故事，反映的都是灾民理性，我觉得很有道理。《三体》也好，《流浪地球》也好，《黄金原野》也好，里面都有一个逃难的意象，这一意象很有可能是来自上世纪六七十年代中国农民的生活。虽然刘慈欣否认自己的作品是在隐喻现实，但是他的作品很多都可以用隐喻的方式来解释。比如，如果我们按照中国传统，把太阳解释为隐喻国家领导人，那么《流浪地球》里面的太阳变成红巨星把地球烧掉，就可以解释为“红太阳”毛泽东发动毁灭中国社会的文化大革命；《三体》中的“乱纪元”可以解释为领袖之间爆发权力斗争导致天下大乱，“恒纪元”可以解释为只有一个党一个领袖社会才会安定……
西谚有云：“实现正义，哪怕天塌下来。”有人说这句话的意思其实是：“即使天已经塌下来了，也要实现正义，”并没有为了实现正义不惜让天塌下来的意思。即使是后一个意思，在天已经塌下来的情况下还要坚持正义，也是几乎不可能的事情。世界末日面前没有道德，很多文学作品都描绘过此类场景，例如威廉·戈尔丁的《蝇王》和杰克·万斯的《濒死的地球》。《濒死的地球》的故事背景与《流浪地球》有点相似：太阳越来越红，眼看就要变成红巨星了，地球上的人类没有未来，没有希望，于是他们尔虞我诈、胡作非为……今天世界上绝大多数人之所以不会这样做，是因为他们意识到，如果相互合作，今后能够获得更大的利益。但是如果没有了“今后”，那么善行不会得到奖励，恶行也不会受到惩罚，人人都会只顾眼前利益，今朝有酒今朝醉。这样的世界会变成霍布斯所说的“一切人对一切人的战争”（霍布斯称之为自然状态，其实这种状态并不自然，人类的自然状态就是生活在社会之中的）。
霍布斯认为，最坏的专制也好过一切人对一切人的战争。世界末日面前的无政府状态（并非我们所主张的无政府资本主义社会）总是会给专制独裁提供理由。自由民主和文明都是脆弱的，在世界大战面前，就连美国都会逐渐走向独裁（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富兰克林·罗斯福打破惯例连任四次总统）。在战争和世界末日之类的极端条件下，自由民主和文明都是很难维持的。因为在战争中取胜的通常都是组织严密、擅长使用暴力者，而这种组织对自由民主来说是一个威胁。苏联解体之前，如果冷战变成热战，那么美国也很有可能会变成苏联那样的极权国家，菲利普·迪克的许多小说都描写过这一情形。
在极端情况下，人类确实会做出很多文明社会难以接受的行为。人吃人的案例哪怕在二十世纪也并不少见。第二次世界大战之中列宁格勒被德军围困期间出现过人吃人的事件（大卫·班尼奥夫的小说《贼城》中对此有过描写），前苏联的古拉格中出现过人吃人的事件（犯人逃跑的时候要两两结对，其中一个预计要被另一个人当成食物）。中国59-61年的大饥荒和文化大革命期间也发生过人吃人的事件。不过上述这些案例中的吃人者恐怕也不好意思把吃人说成是为了人类文明。描写极端情况下的人吃人案例的作品也有不少，比如《少年Pi的奇幻漂流》。美国法理学家富勒和萨伯的著作《洞穴奇案》也探讨了在极端情况下吃人是否应该被判有罪的问题。除了人吃人之外，极端环境还有可能会造成一些没那么严重的情形：心理学家津巴多的“监狱实验”在不到一周的时间里就把一群心智正常的普通大学生变成了暴虐的“狱卒”和消极被动的“囚犯”。有人说这些行为反映了人类的“本性”，我倒是更加认同津巴多所说的“不要把人在恶劣环境下的表现当成人类的本性。”极端情况只是极端情况，既不代表人类的“本性”，也不是人类的“自然状态”，更不是在文明社会中理所应当的做法。汤姆·戈德温的小说《冷酷的平衡》中杀死了一名少女，但也没有说这样做是为了文明。西方的文学作品写到不得已而吃人一类的主题时，总是充满人性的挣扎，不至于像刘慈欣一样把这事说得心安理得，甚至上升到为了人类文明的高度。
刘慈欣的问题，就在于他把根据极端情况推导出来“黑暗森林法则”扩大成一种普遍的逻辑，当作整个宇宙至高无上的法则。根据刘慈欣的逻辑，即使今天我们并没有面临战争和世界末日的威胁，但是因为文明会不断扩张，而宇宙中的物质有限，所以人类“迟早”（这个迟早很有可能是亿万年之后的事了）都会面临生存危机。因此人类为了自身的存续，就必须把一切都建立在这个“迟早要发生”的生存危机上面。为了亿万年之后可能发生的生存危机，文明、道德、正义、自由民主等等一切都可以牺牲。这有点像我们常说的“救亡压倒启蒙。”也像南斯拉夫电影《地下》中所讲的那样：战争已经结束了（或者亿万年之后才会发生），但是领袖仍然欺骗人民说我们在跟敌人打仗，需要大家无私奉献，自我牺牲，藉此来为自己牟利。独裁者需要让人民内心充满恐惧，因为只有这样人民才会心甘情愿地把权力交给他。所以独裁者总说敌人亡我之心不死，总要备战备荒，没有敌人也要制造个敌人出来。
文明社会要想维持下去，就需要人们对未来有一个稳定乐观的预期。刘慈欣的灾民理性和内心的不安全感无法给人类带来文明，只会成为独裁者夺取权力的工具。
（文章只代表特约评论员个人的立场和观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