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香港立法会议员毛孟静因为初选案成为四十七人之一，六十多岁、平日非常优雅的她被未审先囚至今，本身已经惨无人道。更心酸的是她八十多岁的英籍丈夫菲腊・宝灵（Philip Bowring）据报病重入院，家属希望“新香港”当局以人道主义准许毛孟静保释，陪伴丈夫走最后一程，但在《港区国安法》下，保释这种天赋人权却依然不得要领，反映现在的极权，甚至连人道主义也欠奉。翻看中共控制的官媒、红媒、蓝媒，一直都以毛孟静的英籍丈夫来大做文章，但连入面的基本事实也充满错误，充分反映中共改写历史的传统。其实宝灵家族对香港贡献甚多，值得我们真正的“说好香港故事”，也为毛孟静女士家人打气。
蓝媒、红媒经常说，菲腊・宝灵是第四任港督约翰・宝灵爵士（Sir John Bowring）后人，这样就“可见”毛孟静是“正牌港英余孽”，什么「双手沾满中国人民的鲜血」云云。其实宝灵家族并非英国那些传统贵族家庭，宝灵爵士的父亲查理・宝灵（Charles Bowring）不过是当时一个以中国大陆为主要市场的羊毛商人，但家族、后人大都能白手兴家，而且大都是饱读诗书的知识分子。查理・宝灵有一个叔叔名叫纳撒尼尔・宝灵（Nathaniel Bowring），毛孟静的丈夫菲腊・宝灵，就是纳撒尼尔・宝灵的曾孙。固然，他们都是同一个家族成员，但这样的关系究竟隔了多少重，数一数就知道。何况约翰・宝灵爵士绝非传统帝国主义者，有这样的祖先，也绝对值得骄傲。
约翰・宝灵爵士本人经常被中国的“爱国学者”在历史书上批斗，因为在他任内，英属香港爆发了历史上著名的“亚罗号事件”，直接导致英法联军之役、即中国历史书所称的“第二次鸦片战争”，以联军攻入北京城、火烧圆明园、签署《北京条约》、割让九龙半岛结束，所以就被标签为所谓“火烧圆明园的元凶”。
然而约翰・宝灵爵士其实是历代港督之中最博学多才的一位学者，并非那种战争贩子，他本身是法学博士、经济哲学家边沁 (Jeremy Bentham）的效益主义学派传人（今天依然有香港青年根据效益主义学说组成“效益主义党”），精通多国语言（自称懂二百种外语、能说一百种，即使打个一折，也非常惊人），著作数十本，作品包罗万有、甚至包括圣诞歌，也充满改革思想，同时深具法治精神。他要解决的是《南京条约》赋予大英帝国、而被大清政府无限期拖延的广州入城权利，站在当时与今日的国际法角度，都并没有错误。而且，他也不是职业殖民地官员，他本来是英国下议院国会议员，被派到香港出任港督时已经高龄62岁，这在历代港督之中，是一个异数。
不少人不知道约翰・宝灵爵士是香港历史上第一位提出让立法机关民主化的港督，早在1856年、也就是连英国本土也未有完全普选之时，就提出将五席的香港立法局席位，交由全港有纳一定税额的所有人士普选，选民包括所有合资格的香港华人。这样的相对低门槛，基本上和当时的英国本土看齐，只是被殖民地部否决。也是在他任内，容许华人成为律师和陪审员，令一批香港精英有机会通过接受教育、拥抱法治，逐渐跻身上流社会。所以同时他又大举发展香港教育制度，令香港华人的入学率提升十倍，这些都是值得肯定的政绩，特别是相对于一河之隔、当时乌烟瘴气的中国大陆。最后，在他任内还爆发了轰动一时、扑朔迷离的“裕盛办馆毒面包案”，宝灵夫人更因而不幸中毒身亡，在马克思本人、和后来的中共大外宣宣传下，这就被当作“华人抗英起义”、针对英国人的民族抗争，其实根据历史考据和当时审判，一切更多是出于意外，不赘。
同样值得注意的是，约翰・宝灵爵士担任港督期间，“香港总督”这职位的权力远超后来港督，因为他同时身兼英国在华商务总监，也是英国在远东的全权代表，同时向外交部、殖民地部负责，而不用像后人那样被两者拉扯。因此，当时约翰・宝灵爵士还有不少外交任务，例如曾代表英国出使太平天国，和如日中天的“东王”杨秀清会谈，从而观察了太平天国的种种问题，最终决定协助后来兵戎相见的两广总督叶名琛，击退太平军的进犯。他又曾出使暹罗（今日泰国），成功和平开国，和暹罗的蒙固王签订了后世所称的《宝灵条约》，而蒙固王就是经典电影《国王与我》、《安娜与国王》那位主角（由香港影星周润发饰演），即朱拉隆功大帝之父。在英国早期的远东外交官之中，约翰・宝灵爵士大概是最同情东方人的其中一位，后来更获暹罗王委任为驻欧大使，反映东西文化交流也可以有和谐的一面，并非什么都是“帝国主义亡我之心不死”的“斗争”，也不一定要什么都弘扬习近平所说的什么“勇于斗争”精神。
至于毛孟静的丈夫菲腊・宝灵，同样身兼东西文化所长，本来就是香港难得的人才。他曾任《远东经济评论》编辑多年，也曾在香港曾担任现已被“夺舍”的外国记者协会（FCC）主席，本身也是一位历史学家，关于其家族祖先约翰・宝灵爵士的著作，正是研究这题目的权威作品。说起来，其实宝灵家族不少后人和香港充满渊源，例如香港老牌名校嘉诺撒圣心书院的第一任校长，正是宝灵爵士的女儿爱美丽・宝灵（Emily Bowring）。菲腊・宝灵和毛孟静的婚姻、开花结果的爱情、一家四口的天伦之乐，本来同样是东西友好结合的一时佳话，两人作为香港传媒界的中流砥柱，一面实践，一面在大学作育英才，在昔日香港，主流社会也无不如此视之。可惜到了一个疯狂的极左时代，香港一切文明规范都被推倒重来，他们却不幸成为大时代的牺牲品，除了是人间悲剧，也是历史的莫大讽刺。但愿毛孟静能早日和丈夫团聚，也希望“新香港”政府中人不要继续泯灭人性。香港跑马地的天主教坟场有一对经典对联：“今夕吾躯归故土，他朝君体也相同”，特区诸公共勉之。
（文章只代表特约评论员个人的立场和观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