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联末代领袖戈尔巴乔夫病逝，无论用哪个角度，他都肯定是20世纪其中一位影响全球的风云人物。但如何理解他的影响，在俄罗斯国内、乃至当刻“新冷战”的两大阵营，肯定评价两极。
毛泽东时代，经常警惕“身边的赫鲁晓夫”，并以此为由打倒刘少奇，就是担心自己的个人崇拜被继任人全盘推翻。到了今天的中共领袖，则非常抗拒“中国的戈尔巴乔夫”。邓小平以此撤换胡耀邦、赵紫阳，六四镇压天安门学生，就是为了避免重蹈覆辙；日后江泽民、胡锦涛乃至习近平，只要稍有改革开放温和迹象，就会有极左派跳出来“警惕戈尔巴乔夫化”亡党亡国。这样的恐惧，一直是中共领袖至今的阴影。
有关解构苏联亡国原因，在中国社科院是一门非常重要的学问。而戈尔巴乔夫作为出生就有苏联、从未经历过其他时代的“新生代领袖”，视野和手腕没有老一辈般务实无情，一生优柔寡断、妇人之仁，被中国官方学者认为亡国是元凶中的元凶，责无旁贷。
根据中共的唯物论史观，苏联的硬实力没有崩溃的理由：军事上，苏联是超级大国，核武库、先进军备都和美国平起平坐，卫星技术甚至一度犹有过之，虽然有设备老旧等问题，但依然有由上而下的举国体制，只要有决心，基本上没有任何国家可以战胜苏联，顶多同归于尽。从现在俄罗斯的“烂仔交”、到朝鲜的核勒索，都可见这类国家只要足够无赖，军事上已经立于不败。
西方学者普遍认为，美国总统里根的“星球大战计划”成功诱骗苏联浪费资源进行军备竞赛，并在冰岛峰会成功“抛浪头”，结果反而坚定了戈尔巴乔夫裁军、搞改革开放的决心。这样的解释自然过分片面，但戈尔巴乔夫确实没有普京、金正恩等“聪明”，其实把军费集中在不对称威胁性武器，就足以稳住苏联、乃至整个铁幕阵营。他却决定全方位妥协，无异于不战而降，结果西方食髓知味，自然不会手下留情。
至于经济上，苏联的人均GDP固然只是美国的1/3左右，但这数字却是有水分的，因为社会主义国家的生活水平从来就很难用同一公式计算。单论经济实力，苏联绝对可以自给自足，天然资源极其丰富，平均用来养活每一个人比美国更容易；反而是开始改革开放后，引进了局部市场经济，反而经常出现物资短缺局面。虽然苏联时代未有全球化，苏联难以如今日中国般以市场影响西方各国，但也不代表苏联没有国际贸易。当时美国给予波兰最惠国待遇，让苏联产品维持一条走廊输出到自由世界，而不少俄罗斯老人至今怀念苏联式经济生活，也不会毫无原因。
所以上述中共官方分析的结论是，只要戈尔巴乔夫坚持苏联立国路线，行独裁、不搞改革开放、不引进党内民主，苏联绝对可以永续。那戈尔巴乔夫出了什么问题？
中共的主流断症，就是认为他中计，被西方意识形态影响、欺骗，加上自身信仰不坚定，于是才自毁长城。戈尔巴乔夫自然不是希望亡党亡国，而是真心相信苏联体制老旧，需要适当改革才能与时并进、维持生命力。例如，裁减被巨额浪费的行政资源，去令各种机器运作得更具效率；又例如，对人民好些、人性些，去加强苏联的认受性。想不到牵一发动全身，整副机器只要稍一松绑，就不能回头。加上切尔诺贝利核灾，令他更坚信苏联体制存在根本问题，非改革不可。他可算是那种相信民主选举选出共产党员、而又能通过正常政府功能平均分配全国资源的“社会民主主义者”，却不明白苏联共产党之所以能掌权，依靠恐惧、举国体制才是主因，民主自由和一党专政有先天冲突，哪怕只是鸟笼式民主自由都有可能失控。戈尔巴乔夫的改革开放正是没有煞停的能力，市场经济一出现，人性逐利心态就会破坏原体系，而又没有得到惩罚，自然崩溃。
戈尔巴乔夫的经济概念也深受西方影响，认为苏联体制是毒瘤，而要改革开放，过渡期必须阵痛也需要大笔经费，于是唯有和西方和解并争取其各种援助，到了解体前夕出席G7峰会，几乎已经是跪求金援，那时候的西方领袖却已经无动于衷。这时候，苏联就失去了讨价还价的能力，而且重点是怎样计算一个经济体的数字，全盘采用了西方标准。苏联的国有资产、能源产业，都不能成为自己的王牌，反而被对方牵着走。普京今天懂得以能源为武器，也是从戈尔巴乔夫的失败得到启发。
由于戈尔巴乔夫不相信国家恐怖主义那一套，不愿意强加于人，依然拥有良心、拥有人性，看到秘密警察抓人也会受良心责备，而不知道“良心”和“人性”都是共产主义的大忌，却又天真地认为共产主义可以愿者上钓，结果苏联就失去了话语权，缺乏了一切国家信仰。他大规模为前朝的政治犯、人权斗士平反，而没有施加任何新恐惧。没有了非信不可的恐惧，共产主义就变成单纯的理想，苏联人日常生活迅速只向钱看，意识形态上则被民族主义、宗教主义所取代。
苏联本来开宗明义就是一个15个加盟共和国组成的“邦联”，甚至连国家也说不上。俄罗斯人并非中国汉族那样占绝对主导地位，既然失去了国家意识形态，加盟共和国被压制了几十年的民族主义就一下子被释放。各国发现，公然搞独立也不会带来镇压，也就是没有代价，自然纷纷改弦易帜。
外交方面，戈尔巴乔夫也一手摧毁了整个铁幕共产阵营和华约。昔日赫鲁晓夫的“非斯大林化运动”也搞平反，但把一切都推向斯大林个人，而当东欧国家匈牙利、波兰开始“造反”就宣示苏联还是那个苏联，就毫不犹豫镇压，戈尔巴乔夫就没有这样的勇气。戈尔巴乔夫在赫鲁晓夫时代崭露头角，多少可以看到他受赫鲁晓夫的改革影响。不过他后来改变苏联外交政策的出发点却是务实的省钱、而没有赫鲁晓夫的教条包袱，认为苏联没有责任无限度支持那些贪腐的卫星国领袖，于是依然宣布所谓“仙纳杜拉主义”（Sinatra Doctrine），容许所有共产国家走“my way”。这和昔日斯大林、乃至布涅日列夫依然强调的“有限主权论”、愿意随时派苏军镇压东德、匈牙利、捷克斯洛伐克革命的恐吓，自然背道而驰。这些中、东欧国家的文化发展本来就超过俄罗斯，从不是真心诚意加入铁幕阵营，这就是冷战学者John Gaddis所言的“Empire by Imposition” Vs.“Empire by Invitation”的分别，于是华约几年内土崩瓦解，苏联亦随同分崩离析。
苏联解体后，戈尔巴乔夫受访时曾分析指，苏联改革开放失败、中国改革开放则成功保住政权，还令经济变得强大，关键差异在于“俄罗斯没有邓小平”。不过，几乎所有为他作传的人、研究这问题的学者都提到一个真正的重点：苏联没有台湾和香港。这其实是非常有启发性的分析：没有香港当白手套“走出去”、“走入去”，中国改革开放要拿钱又要稳定就不可能有安全阀。讽刺的是，中国有见及此，却采取逆向思维，以为改革开放已经成功，就要全面控制香港，避免香港成为中国步苏联后尘的支点，可见“反戈尔巴乔夫情结”对中国的影响有多大。
所以，无论是中共、还是普京信奉的杜金“欧亚主义”，一切都是以戈尔巴乔夫为反面教材，当中“重中之重”除了是坚定相信“举国体制优越感”，以及不要放弃恐惧治国的共产党“光荣传统”，还要无所不用其极地进行大内宣、大外宣，以免自己和国民信仰动摇。无论真心相信也好、不得不信也好，总之要有一套完整的论述，证明自己的制度比西方的好，要有“制度自信”。而为了增强这种自信，自然需要说服国民现在形势一片大好，西方形势一片灰暗。其实，列宁、斯大林时代也深谙此道，只是戈尔巴乔夫容许结社自由、新闻自由，迅速就出现了“思想混乱”，在今日中国官方眼中，就是要严加批判的“历史虚无主义”，一步之差就是“投降主义”了。
中共理论家有鉴于此，重新以“以结果为目标”的效率合理化举国体制，并以所谓“党内竞争”合理化一党专政，宣传这种制度有西方民主自由的优点、而没有对方的缺点，因此是人类的“唯一出路”；再利用西方民主自由制度的漏洞，反渗透之。到了今天，居然渐成气候，更显得戈尔巴乔夫的无能。
普京作为昔日KGB成员说过，谁不怀念苏联就是无心、谁要重组苏联就是无脑一类金句。但心底里，他却无时无刻不希望重塑苏联荣光。当然，他是“独裁者2.0”，比起苏联时代有不少改进。例如乌克兰战争之前，在国内批评普京毫无问题，和西方市场经济也融合得很好，俄罗斯也有形式上的一人一票制度，只是以种种法外方式操控。这些都是普京从戈尔巴乔夫身上学习到的“鸟笼改革开放”之道。
西方以为苏联崩溃了，就是“There is no alternative”（TINA）的“历史终结”，给予他诺贝尔和平奖就是历史的交代。殊不知，戈尔巴乔夫的长远历史遗产却是以自身为“反面教材”，造就了新一批更难缠的邪恶帝国，而且正对自由世界作出比昔日苏联更严峻的挑战。历史的讽刺，莫过于此。
（文章只代表特约评论员个人的立场和观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