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月26日和27日晚上，上海的一些万圣节活动场所，如巨鹿路和中山公园，成为了当局维稳政策的目标。警方逮捕了很多身着万圣节服装的人，甚至连装扮成佛祖的人也没能幸免。在这场戏剧般的突袭行动中，真正令人恐惧的，不是那些戴着鬼怪面具的年轻人，而是身穿制服、制止活动的警察。他们成为了万圣节最真实的“鬼怪”，象征着对个体自由的压制。这种现象揭示了中国社会的一种深层次问题：恐惧正逐渐成为自我实现的预言。
“自我实现的预言”这一概念最早由社会学家罗伯特·默顿提出，指的是当人们对某个事件或情境产生特定的预期，这种预期会导致行为发生变化，从而使原本不太可能发生的事件或结果最终成真。换句话说，人们对未来的恐惧或期待，会引导他们采取某些行动，而这些行动最终会促使所预见的结果发生。
在中国，当局对公众聚集活动表现出的极度敏感，正是这种自我实现的预言在政治治理中的一个典型表现。每当有大规模集会或公众活动出现，政府通常会采取极端措施进行压制，仿佛这些集会必定会威胁到政权的稳定。事实上，很多活动，如万圣节庆祝等，本质上并无政治诉求，参与者更多是为了娱乐、社交与自我表达。然而，政府的恐惧和不安反而激化了社会矛盾，使得原本和平的活动成为了潜在的抗议和对抗的场所。
中国政府对任何形式的公众集会都抱有高度警惕。这种警惕背后的核心，是对“群体”的恐惧，尤其是对未经控制的人群。人群在集体中获得了某种力量，而这种力量在当权者眼中是不可预测且存在潜在危险的。因此，哪怕是诸如万圣节这样并无政治意图的活动，也成为了需要“维稳”的目标。这种对集会的恐惧恰恰反映了当局的缺乏自信，以及对社会控制力的深刻不安。
中共当局的这一行为模式可追溯到多次历史性事件，从上世纪80年代的民主运动，到近年来的零星抗议和社交媒体上的不满表达。每一次，当民众展现出团结和集体行动的迹象，政府都会迅速采取压制措施。中共的思路似乎是：任何形式的聚集，无论其初衷多么无害，都有可能转化为对政权的挑战。因此，所有的聚集都必须在萌芽阶段被扼杀。
然而，这种压制政策并非无成本。它产生了几个明显的后果。首先，年轻人的反抗心理会随之增长。当前的中国，年轻一代面临着巨大的社会压力和心理负担，他们迫切需要发泄和表达自我的途径。对他们而言，万圣节等节日是一个暂时逃离现实的机会，而政府的过度反应只会激发他们的反感和逆反心理，尤其是当他们对比台湾等地的开放社会时，这种对比只会更加刺激他们的反抗情绪。
其次，压制的常态化有可能让人们逐渐习惯被镇压，这可能是一个更为严重的后果。当镇压成为常态，人们的反抗意志可能逐渐被消磨殆尽，社会变得更加沉闷和压抑。然而，这种沉默并不意味着社会问题的消失，而是危机的潜伏。一旦民众的愤怒和不满达到临界点，可能会引发更大的社会动荡。第三，这种不断加强的政治打压会给政府自身带来巨大的治理成本。每一次压制行动，都会使得下一次镇压的标准提高，从而形成一个恶性循环。一旦开始进行压制，就很难找到合理的理由停止，因为任何松懈都可能被视为软弱。最终，政府需要投入越来越多的资源去维持稳定，而这种成本对社会整体的长期发展是极其不利的。
总之, 当恐惧成为自我实现的预言，政府的高压政策反而加剧了社会的不安与分裂。当前的中国政府选择了用恐惧去管理社会，而这种恐惧，或许终将成为它自身崩溃的导火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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