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述相关介绍：去年四月间，国际文学杂志《渐近线》（ASYMPTOTE）网站发表了捷克学者、翻译家Kamila Hladíková对我的访谈。她也是我的散文集《西藏笔记》译者，于2015年在捷克出版。而这个实际上我用了一个多月完成的访谈，原本关涉的话题更多也更深入，在译成英文发表时因限于篇幅做了较多删减，为此我将中文原文（包括提问）以首发的形式连载。】
卡米拉：可以说你的写作几乎完全制定了你的私人生活。你在2003年出版了散文集《西藏笔记》后，成了一个被禁的“异见者”。“异见者”的身份使得你的写作基本上被“政治化”了。但是你的许多作品，不只是诗歌，还有散文等，都是高度个人化的，主观的，并且具有丰富的文学和诗意。你如何处理自己的政治观点和文学表达之间的关系？它们是携手并进？还是说，你认为持不同政见会限制你的文学写作？
唯色：是的，我的写作就是我的生活，这也是我的选择。从1999年出版诗集《西藏在上》，迄今我已出版19本书。有15本书全是在2003年《西藏笔记》被禁之后完成的。2018年写的诗集应该会在今年出版。（补充：2018年写的关于转山的诗集《阿尼玛卿，阿尼玛卿》于2020年7月在台湾出版。）
我的写作从形式上分为四种：一是诗；二是非虚构性的文学写作，偏向于散文、游记和故事；三是新闻性质的报道性、记录性写作，包括时评；四是，类似我依据我父亲在文化大革命席卷图伯特的时代所拍摄的照片，而进行的数年调查与访谈，完成并于2006年出版的图文书《杀劫》和口述史《西藏记忆》两本书，其调查与写作的方法对我的其他非虚构类的写作影响深远。
但最重要的还是诗。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我一直在写诗。无论我写散文、小说还是时评，我都认为是诗。从中文来说，诗这个字是由言和寺组成的；这也就是说，诗人是言说者，同时也是有美感的、有使命的、有宗教情怀的言说者。所以，当对于美有着不寻常的感受力的诗人，同时成为见证人、记忆者，并经由写作，贯穿于文字中，才会成为真正的言说者吧。
其实写诗在我，如同追寻前世的记忆。我在诗集《雪域的白》的后记中写：“我一直是要做一个诗人的。这是前生往世的愿力，以及，延绵的因缘。所以那年春天，终于回到离别二十年之久的拉萨，我对自己说，不为别的，就是为了听见那个声音。有一阵，我很迷信，认为有的诗句甚至有的字可能就是密码，就像阿里巴巴的芝麻开门，写着写着，会有一道隐蔽的大门突然打开，另一个真正亲切的世界才是属我们的。”
但是，正如我在散文集《西藏笔记》（2003年在中国出版，却被当局认为有“严重的政治错误”成了禁书）中所写：“……可是我身为藏人中的一分子，西藏庞大而苦难的身影像一块石头压迫着我的脊梁，‘光荣’和‘无为’，我只能选择一样，非此即彼！” 而我所认为的“光荣”，不只是诗人的“光荣”，更是良知者的“光荣”。
良知者是需要正视现实与历史的，现实和历史却是非常冷酷的。身为诗人，在图伯特时时刻刻感受到的是与现实和历史之间的紧张。最终这种紧张粉碎了将我包裹的“象牙塔”，使我的诗开始触及现实与历史。2004年的秋天，我写下长诗《西藏的秘密》，这是献给现实中承受苦难的家园与族人的诗，也是写给现实中“沉默的大多数”包括我自己的诗。其中写到：
我素来噤声,因为我几乎什么都不知道。
我一生下来就在解放军的号声中成长,
适合做共产主义的接班人。
红旗下的蛋,却突然被击破。
人到中年,迟来的愤怒几欲冲出喉咙。
纷飞的泪水只为比我年轻却蒙难的同胞难以止住。
……
但我依然缄默,这是我早已习惯的方式。
理由只有一个,因为我很害怕。
凭什么呢?有谁说得清楚?
其实人人都这样,我理解。
有人说:"藏人的恐惧用手就可以感触到。"
但我想说,真正的恐惧早已融入空气之中。
……
那么书写吧,只是为了牢记,这可怜巴巴的道德优越感,
我当然不配,只能转化为一个人偶尔流露的隐私。
远离家乡,身陷永远陌生的外族人当中,
怀着轻微的尴尬,安全地、低声地说:
细细想来,他们与我怎会没有关系?!
而我只能用这首诗,表达我微薄的敬意,疏远的关怀。
《西藏笔记》的被禁，意味着我被逐出体制之外，也就成了“异见者”，这反而让我获得心灵的解放。不然在体制下的苟且生存是会让我抑郁的。还有一个很重要的转折点需要说明，是2008年的藏人抗暴，以及之后的藏人自焚抗议。从此一切变了，如同叶芝的诗句：“但一切变了，彻底变了/一种可怕的美已经诞生”，我自觉地成为记录者，是为了尽量地不辜负牺牲者的奉献。
不过我不认为我的写作是一种斗士的写作。我所有的写作，只是为了寻找、辨明、坚持一种身份，并争回个人及族人发声的努力而已。最近我在一首诗中写道：“可是你我的经历都不一样/你怎么能代替我去讲我的故事呢？/可是你我的记忆都不一样/你怎么能代表我去讲我们的故事呢？”
（文章只代表特约评论员个人的立场和观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