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述相关介绍：2020年4月间，国际文学杂志《渐近线》（ASYMPTOTE）网站发表了捷克学者、翻译家Kamila Hladíková对我的访谈。她将我的散文集《西藏笔记》译成捷克文，并于2015年出版。而这个我用了一个多月完成的访谈，原本关涉的话题更多也更深入，译成英文发表时因限于篇幅做了较多删减，为此我将中文原文在此连载，这一期即是结束，在此感谢Kamila。】
卡米拉：我注意到，一些藏人作家的努力似乎是针对“东方化”或“香格里拉”这些陈规定型观念的“回复”。您是否将藏人视为“香格里拉的囚徒”？
唯色：“东方主义”有两种，一种是神秘化，一种是妖魔化。我曾写过一篇文章：《谁才是“东方主义”？》，其中写道：“事实上，西藏既不是人们想像中的净土，也不是人们想像中的秽土。西藏和世界上任何一个地方一样，是人所生活的土地。只不过，西藏因为有信仰，是一个有着绛红色（僧侣袈裟的颜色）光芒的地方。而历来对于西藏抱有两种最典型的态度：妖魔化或神圣化。但结果都一样：使西藏失真，使西藏人失真。”
中国知识分子总是很激情地批评西方对图伯特的“东方主义”（当然也批评西方对中国的“东方主义”），建立“东方学”理论的学者爱德华·萨义德的著作大都翻译成了中文，中国的“东方主义”学者们就像是拿到了自己想要的武器，而图伯特被“香格里拉化”即“神秘化”的说辞，就是他们对付西方的子弹。但我并不认为藏人是被西方“香格里拉”的囚徒，这在今天是一个伪命题。（补充一句，我几乎阅读了萨义德的所有中文译著，获益匪浅。）
也因此我更愿意探究的是，中国知识分子为何从不批评他们自己对图伯特的另一种“东方主义”呢？为何自始至终，根本不对自己的社会、制度、权力等等早已习以为常的，将图伯特妖魔化的方式批评半句？他们在批评西方的同时却忽略他们自己的行径，这一方面出于迎合权力的聪明，一方面也正是出于那种如同从基因里带来的大一统主义。他们是学者，又不是政客，但他们总是选择性失明，无法不让人怀疑他们身负的某种使命。
中国的藏学研究人员事实上就是帝国的学者，他们的学术研究都是“具有特定政治意图”（萨义德）的。他们首先是为帝国表述，以帝国的立场为自己的立场。而这一点，我还是要请你们一定看清楚。会说英语和藏语的帝国学者虽不是很多，但也有。我见过一个满口拉萨敬语的中国人，老先生，连彬彬有礼的礼节都模仿的是拉萨贵族，然而他是共产党员，他这一生在涉藏的任何研究中，都是以党的要求为第一位。党希望他来写图伯特历史，他并未说过“不”，反而从命。
但他们做得很巧妙。我指的是在图伯特议题上，他们貌似要扮演中立者的角色，实际上，他们在高调地批评西方“香格里拉化”的时候，已经模糊了图伯特的真实现状，遮蔽了太多的事实，也就使得图伯特的声音不得不沉默，而成为另一种“东方主义的囚徒”。与此同时，比如：堪称妖魔化图伯特历史和文明的，由进入图伯特的中国军队于1960年代创作的电影《农奴》并未停止播映，至今仍在对中国人的“西藏观”反复洗脑。还有一个事例，十几年来，每天晚上，西藏自治区电视台的“西藏新闻”都有两分多钟的“新旧对比”、“忆苦思甜”节目，控诉万恶的“旧西藏”，感恩幸福的“新西藏”，属于电影《农奴》版系列，完全是乔治·奥威尔在《1984》里描述的“两分钟的仇恨教育”。
作为西方研究者，或许你们应该问一下这些中国学者，是否认可中共对“旧西藏”的定论，即“最反动、最黑暗、最残酷、最野蛮”？是否承认那种把图伯特妖魔化的“东方主义”？尤其是，当2008年3月图伯特爆发抗议时，这些中国学者批评西方社会对图伯特一边倒，却为何不去反思：为什么在今天图伯特的大地上，无数走上街头、纵马草原的抗议者，接二连三地将自己化作冲天火焰的自焚者，几乎都是在“解放”以后出生的藏人？而这个问题，我其实在十年前的文章中询问过中国的主流（藏学研究）学者，并且在文章最后写道：“既然他们这么喜欢说‘东方主义’，一定记得萨义德在其学术巨著《东方学》的扉页上引用了两句话，一句是马克思的话：‘他们无法表述自己；他们必须被别人表述’；一句是一位英国作家的话：‘东方是一种谋生之道’。”
2019年12月，写于北京
2020年2月-12月，疫情中，修订于北京
（文章只代表特约评论员个人的立场和观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