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藏语“革命”的谐音而得名《杀劫》的图文书，初版于2006年文化大革命四十周年，由台湾大块文化公司出版。出版后获得的这两个评价简明扼要：“关于文革在西藏最全面的一批民间图片记录”“文革研究的西藏部分因此不再空白”。
《杀劫》再版，是文革五十周年纪念版，于2016年出版。相比初版，除了修订文字，还增加了一章：“补充：《杀劫》之后”，其中包括我用我父亲当年拍摄西藏文革照片的相机，来到他当年拍摄斗牛鬼蛇神、开各种政治集会的地点，拍摄今天的各种场景，有22张彩色照片，以及用数码相机拍摄的十多张照片。
于是某种对比由黑白照片和彩色照片呈现：比如，在大昭寺庭院，当年红卫兵将砸烂的佛像堆满，遍地狼藉，不忍目睹；如今则是中国游客的身影充满，举止粗俗，口音喧哗。又如，在大昭寺讲经场松却绕瓦，文革时在这里批斗喇嘛、仁波切、贵族、旧官员，在这里集会，表演从北京学来的革命戏剧、红色舞蹈；如今这里依然不是讲授佛法、辩论佛经的传统讲经场，而是驻寺工作组和寺管会红喇嘛的停车场。
又如，环绕大昭寺的转经街，文革时，是众多“牛鬼蛇神”被沿街游斗时所经之处，他们戴上纸糊的高帽，穿上旧时的尊贵服装，手里还捧着各种贵重物品，被红卫兵和积极分子驱赶着，尊严扫地，蒙羞含辱；如今这里是藏人转经礼佛处，同时被警务站、摄像头、狙击手、穿制服的军警与便衣警察、各色线人高度关注，另外，这里还是中国游客扮相野蛮人（他们心目中的藏人）并将佛具当做道具，拍摄“西藏风情”的打卡点。
而《杀劫》2023年最新修订版，依据的是在这之前出版的藏文、日文及英文译本所做的修订。每一种译本的出版，都是每一位译者、编辑与我重做的修订，尤其是翻译时间最长，并于2020年出版的英文版《Forbidden Memory： Tibet during the Cultural Revolution》，更是相当仔细的修订结果。并且，2023年最新修订版还增加了多帧珍贵老照片，有的照片是对初版照片的更换，也都是我父亲在文革中拍摄的照片。
更重要的意义在于，随着时间的流逝，当年接受我访谈的经历者接踵过世，2006年初版时有两位受访者病故，而至2023年最新修订版出版，已有半数以上的长辈去世，包括我的母亲于2022年8月11日，在拉萨因新冠疫情封城百余日的数小時前病故。不但是曾经的见证者的离去令人悲伤，实际上，这些年我常常觉得瞠目结舌，因为我们会在很多亲历者还活着的时候就看见，历史被权力堂而皇之地改写。所以更有一种紧迫感，但也有一种无力感，毕竟个人或少数人的努力太微弱了，也就因此更感念譬如台湾大块文化公司这样的为记录历史提供场域的良心出版者。白纸黑字，始终是证据，不然《1984》里的销毁和涂改就不会那么积极了。
（文章只代表特约评论员个人的立场和观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