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如今在盛世中国，毛泽东发动的文化大革命日渐淡出，准确地说，是被淡出。正如奥威尔在《1984》的结尾（多么悲怆的结尾）写：“……但是没有事，一切都很好，斗争已经结束了。他战胜了自己。他热爱老大哥。”而这个“他”，无须道出“他”在书中的名字，因为“他”是你，也是我。当我在微信朋友圈里看到人们提及文革是如此小心翼翼，或用汉字拼音的缩写“WG”替代，或用汉字谐音的“纹格”替代，若不这般掩饰，文章或言论就会被屏蔽。而发生在西藏的文化大革命，简称西藏文革，从来都是敏感词，从来都会双倍地被屏蔽，我依据我父亲拍摄的近三百张西藏文革照片做的调查采访和记录书写，于2006年出版的《杀劫》一书，在时隔十七年后依然有着，甚至愈发有着触目惊心的现实意义。
也因此，比较《杀劫》2023年最新修订版与之前两版（2006年初版、2016年纪念版），就我父亲在西藏文革期间拍摄的照片所做的说明，我打算选择其中补充与更改较多的图文，编辑成多篇帖子发表于自由亚洲特约评论专栏，为的是让更多的读者了解并不久远却仿佛淡忘的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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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上去，文化大革命即将到来之前的拉萨风平浪静。一幢幢类似兵营的房屋修筑 在过去的大片草地、“林卡”(林园)和沼泽上，是新政府的办公场地和宿舍。一条条新开辟的街道被命名为北京路、人民路等。据一九六五年的《西藏日报》报导：拉萨市建成了一个以人民路为中心的、拥有二十五个较大的建筑物的新市区。中国官媒记者写：“一九六五年庆祝西藏自治区成立，中央直接拨专款用于拉萨市政建设，是民主改革后市政建设的第一个高峰。”
二十世纪六○年代的拉萨正在失却古老而独特的风貌，举世闻名的布达拉宫是沧桑之变的见证。
左图，在布达拉宫斜对面的小山顶，原有建于十七世纪的医药利众寺，但毁于一九五九年三月的解放军炮火。右图，是从布达拉宫俯拍的拉萨东南面，左边的藏式建筑为十四世达赖喇嘛家族尧西达孜的府邸，从布达拉宫东门有小路通往； 左上角依稀模糊的寺院建筑是历史悠久的大昭寺；往东也有不少影影绰绰的藏式老房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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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就是大昭寺，被十四世达赖喇嘛誉为“全藏最崇高的寺庙”。一九六四年二月十九日至二十九日，正值藏历新年期间，按照西藏传统，在这里举行祝福祈愿的盛大法会“默朗钦莫”，中文译为“传召法会”。然而，插在寺院之顶的五星红旗和挂在寺院墙上的标语（用藏汉文写“……繁荣经济改善人民的生活”），却已表明今非昔比。西藏的灵魂、至高无上的达赖喇嘛于一九五九年三月十七日被迫出走，流亡印度已五年。
据中国官方报导，这次法会期间，“中央人民政府代表张经武和自治区筹委会代理主任委员班禅额尔德尼分别派代表向参加传召大会的僧众发放了布施”。半年之后，十世班禅喇嘛因为向毛泽东递交著名的《七万言书》，直言批评中共对全藏区尤其是对西藏宗教的破坏，而被当作西藏“最大的反动农奴主之一”遭到批斗并被撤职。来年的“默朗钦莫”也被取消，直至一九八六年才恢复，三年后又被禁止，至今未再举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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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六四年的祈愿大法会“默朗钦莫”。按照传统，拉萨所有主要寺院的数万僧人将云集于大昭寺举行连续多日的法会，但这一次的规模已大大缩小，在经历了一九五九年三月反抗中共的“拉萨抗暴”(中共称之为“西藏反革命武装叛乱”)之后，西藏(指今中国行政区划的西藏自治区，以下含“西藏”一词，有些指西藏自治区，有些指全藏地，如“西藏文革”，视内容而定)自治区十多万僧尼只剩下几千人留在寺院。从图中即可看出，坐满大昭寺二楼露台上的不是往日的僧人，而是普普通通的男女老少。
耐人寻味的是，各种醒目的政治标语也已经包围了大昭寺。在往日法会期间达赖喇嘛下榻的“日光殿”悬挂的标语上，用藏汉文写着“继续贯彻执行政治统一、信教自由的方针”。这实际上是一条来自强权者的指令，概而言之，即必须听从中共对西藏宗教的任何措施。另一条悬挂的横幅用藏汉文写“各族人民伟大领袖毛主席万岁！”自奉无神论的唯物主义者显露出要用它的大神一统天下的面目。
（文章只代表特约评论员个人的立场和观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