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多回忆，散落在写于十五年前的《一个藏人那年看见的新疆》里。许多的却是片断的回忆。我当时一路拍照，一路笔记，虽然只是短短的十三天，但新疆的南部，即俗称南疆的大多数地方是走过了的。吐鲁番、于田、和田、墨玉、叶城、莎车、英吉沙、喀什、巴楚、拜城、库车、若羌……那一个个属于维吾尔的名字令人难忘。但记录并不完整，或者说，只记录了一半就戛然而止。我本以为我以后会补充的。我更以为我还会去的，尤其是想去我没有去过的包括乌鲁木齐在内的北疆，但没想到我于2003年秋天第一次去新疆，很有可能成了最后一次。这么说，并不是因为我个人缺乏再去的条件，而是与那边的局势有关。就像王力雄在2009年出版了《我的西域，你的东土》一书之后，打算带我再去新疆走走，但每次都被那边的朋友劝阻，说局势不好，还是等等看吧。这一等就到了现在。众所周知，不但看不到局势的转变，反而更加糟糕。而那边的朋友早就杳无音讯很久了。
也因此，我在自由亚洲特约评论连载当年写的片断时，特意找出并发布了当时在喀什老城给好多维吾尔孩子拍的照片。我仔细地看着照片上一个个美丽的维吾尔孩子，充满了忧虑。十五年了，小男孩小女孩都已长成了青年，然而是否平安无恙呢？是不是也如被强拆、被“现代化”之后已不复原样的喀什老城，命运多劫？但对于远在他乡，距那边的人与地已如隔世的我来说，只能是空怀牵挂而已。正如前几天，一个德国媒体想就新疆问题采访王力雄，他很感慨地说自己已经十二年没去新疆了，而新疆又如此被封闭，无法了解到最新的、真实的状况，如果轻易议论，其实是不负责的。
而在这篇补记的文字里，我想说的是，我连载发表的当年的记录何以只是片断，而不完整，其实是有原因的。主要是与我个人有关，确切地说，是与我2003年出版的却被查禁的散文集《西藏笔记》有关。是的，就是那本我在和田的新华书店里看见的《西藏笔记》。我写过：“想不到竟然在和田的书店看见了我的书。这对于一个只出版过两本书的写作者不啻是莫大的鼓舞，令我心里乐开了花。可怎么只有一本？是不是卖得不错？店员告诉我这已是第二批，不过每批只进5本。这就是说在和田我有9个知音？那么，就把承当第十个知音的任务交给狄尼雅尔吧。我当即付了款，让刻着‘新华书店 和田留念’的大红印盖在了《西藏笔记》的末页。狄尼雅尔笑道：哈，一个用汉文写书的藏人。”
实际上我在结束了南疆旅行不久，就进入了《西藏笔记》被官方宣布为禁书之后的某种诡谲、荒唐又不堪其扰的日常生活之中，也因此，比如有关南疆旅行的记录便未能完成。而那种不安定的状况持续了九个多月之久，直到2004年6月才算是尘埃落定，也即是说，因为写作和出版了一本书，我在体制内担任《西藏文学》杂志编辑的职务被终结了。正如王力雄在2004年夏天撰写的长文《西藏面对的两种帝国主义——透视唯色事件》中所描述的：
“……《西藏笔记》是唯色的一本散文集，2003年由广州花城出版社出版。一方面受到读者欢迎，很快再版，一方面引起了当局注意。首先是中共统战部认为该书有‘严重的政治错误’。西藏的意识形态负责人随即要求就《西藏笔记》一书进行审查，同时禁止在西藏销售《西藏笔记》一书，随后又要求广东省新闻出版局全面查禁《西藏笔记》。
唯色所在单位西藏文联对《西藏笔记》做了这样的结论：‘夸大和美化宗教在社会生活中的积极作用，在个别文章中流露出对达赖的崇信和敬仰，甚至有的内容表现出狭隘的民族主义思想和不利于国家统一、民族团结的观点和言论；有的内容对西藏改革开放几十年所取得的巨大成就视而不见，过多沉湎于对道听途说的旧西藏的怀恋，出现了错误的价值判断，背离了正确的政治原则，丧失了一名当代作家所应承担的社会责任和建设先进文化所应承担的政治责任。’
中国新闻出版总署的副署长石峰继而在出版工作会议上对《西藏笔记》进行了重点指责，称该书‘存在赞美十四世达赖喇嘛、十七世噶玛巴，崇信和宣扬宗教等严重的政治立场、观点错误。有些篇什已经在某种程度上进入某种政治误区。例如，《尼玛次仁》《丹增和他的儿子》等篇什，前者描写著名的宗教人士尼玛次仁在国际会议上与达赖支持者相遇的那种困惑，反映出作者对达赖分裂祖国、鼓吹西藏独立的本质认识模糊的观念；后者则流露出对当年平叛斗争有某种误解’（2004年2月23日，见中国发行英才网《图书出版通讯》总第22期）。”
“……《西藏笔记》被封杀时，唯色正在北京鲁迅文学院参加期刊主编高级研讨班，西藏文联此前考虑让她担任《西藏文学》副主编。但事情一出，西藏方面马上中止她的学习，将她召回拉萨，成立专门的‘帮教小组’对她进行‘思想教育’，要求她‘检讨’和‘过关’。……面对当局每天的车轮战——各种角色轮流找她和她的家人‘做思想工作’（实质是一种对人精神的虐待和摧毁），极大的精神压力和整日骚扰使她不堪重负，这时又指派她去青藏铁路工地‘接受教育’，而她一直对修建青藏铁路持反对态度。她知道自己缺乏和那个体系对抗与周旋下去的力量，于是选择了出走，离开西藏。”
“……到目前为止，唯色已经得到了如下惩罚：1、以‘自动离职’的名义剥夺工作职位，使她丧失收入；2、没收住房，她目前只能在母亲家栖身；3、中止医疗保险和养老保险，使她失去全部社会保障；4、不批准她办理出国护照。可以说，除了关进监狱，能被剥夺的都剥夺了。
在自由社会生活的人，甚至今天在中国内地生活的人都不会很清晰地理解上述惩罚对西藏人意味什么。中国内地社会目前已分化出多种成分，在官方体制外拓展出相当空间，很多人因此可以不依赖体制生存和发展。西藏社会却因为现代化一元全部靠北京财政供养，无法真正分化，因此僧侣以外的文化人和知识分子几乎全被网罗在体制内。或者说，只有置身体制内才可能成为文化人，否则连生存都没有保证。
我曾经感到不解，过去的苏联、东欧及今天的中国大陆都存在异议公共知识分子，以藏民族所经受的苦难，在国际上所受的支持和拥有的精神领袖，却除了民间底层和僧侣界一些默默无闻的反抗，始终未出现本地的异议公共知识分子。一个重要原因就是西藏知识分子没有离开体制而能生存的空间，体制因此具有生杀予夺的威力。把所有文化人都养起来的体制也就是把所有文化人都管起来的体制。不敢脱离体制也就不能反抗体制。目前对西藏的文化压制主要是通过体制控制来实行的。当局对唯色的惩罚就是一种杀一儆百。”
以上对王力雄文章的引述，其中有关我的遭遇的介绍，于今天的我而言已成为过去。事实上是一种解脱，因摆脱官方体制而获得的精神解脱，使我从此成为一个真正意义上的独立写作者，没有比这更重要也更可贵的转折了。但也因为对真实写作的坚持，导致我的生活和身份都发生了如同世事反转的变化。正如赫塔·米勒在她获诺贝尔文学奖的演说中所讲的，“生活在那种制度之下，我说话说得很多，主要是因为我决定不吹军号。通常，我说的话都会带来痛苦不堪的后果。但是写作是在沉默中开始的……”。又正如诺曼·马内阿在《论小丑：独裁者和艺术家》一书中的自述：“我幷不是人们理解的那种‘持不同政见者’……我只是想以作家的身份，在一个不正常的社会里‘生活在真理中’。”
最后，我要讲述另一个故事的结尾。还是与《西藏笔记》有关。我说过，在那年的南疆旅行中，我在和田的书店买了最后一本《西藏笔记》送给同行的维吾尔友人，而他后来用不太准确的汉语给我写了一封电子邮件，其中这样写道：
“我正在看您的书，读到尼玛次仁在挪威的时候小姑娘跟他说完话以后我很难受，难以控制自己自然的狠狠的哭了一顿。反复念了几回。谁知道他回答姑娘的提问哪一段更使我无法控制自己大声的哭开了，我一个人哭了很长时间。好象有个东西狠狠的挤我的心，我这个微弱心脏难以承受。我很想大声的喊……可惜我没有哪个勇气，我比尼玛次仁可怜的多。”
2018年8月，拉萨
（文章只代表特约评论员个人的立场和观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