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较《杀劫》2023年最新修订版与之前两版（2006年初版、2016年纪念版），就我父亲在西藏文革期间拍摄的照片所做的说明，我打算选择其中补充与更改较多的图文，编辑成多篇帖子发表于自由亚洲特约评论专栏，为的是让更多的读者了解并不久远却仿佛淡忘的历史。请勿认为我一直在喋喋不休发生在西藏的文化大革命，一直在类似碎碎念地提及“杀劫”（藏语“革命”的谐音）和“人类杀劫”（藏语“文化大革命”的谐音）造成的毁灭，这实际上是因为基本上，几乎，只有我一个人的声音，在用中文讲述西藏历史上从未有过的“人类杀劫”的惨烈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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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五○年代，邦达家族将位于帕廓南街的有着三百多年历史的老宅院（原为贵族擦绒家族府邸，因搬迁新房售予邦达仓并不久），卖给进入西藏的中共军队，而迁至拉萨河畔的波林卡一带新筑的宅邸，因此在文革中，邦达多吉是河坝林居委会辖区内的“牛鬼蛇神”，必须接受河坝林居委会的批斗。在这幅照片上，身穿另一套“萨迦巴姆”法衣的人还是邦达多吉。看来“萨迦巴姆”有黑白（有的说不是白色，而是粉色）两套衣裳。据说这衣服很小，紧紧地裹在已经发胖的邦达多吉的身上，显得很滑稽。邦达多吉显得苍老许多，神情十分沮丧。
照片上的环境与崔科·顿珠次仁单独挨斗的环境相同，是在十四世达赖喇嘛家族的府邸尧西达孜（又称坚斯厦）前面，今北京中路。正揪着邦达多吉脖子的女子，有人说她叫次卓玛，在前面斗多吉帕姆的照片中出现过。
那个头戴草帽的男人，是当时河坝林居委会的主任，名叫赫比，人们习惯叫他“哥哥赫比”，现已故。他是一位穆斯林，确切地说是“加卡其”，意思是汉回民。在拉萨的穆斯林，按照其不同来源和不同的居住地分为两部分，一部分来自邻国，主要是尼泊尔王国和印度（主要是喀什米尔地区），被称为“喀什米尔卡其”，一般居住在帕廓街一带；另一部分来自汉地如青海、陕西、云南等地，被称为“加卡其”，一般居住在河坝林一带。拉萨穆斯林在文革中的情况与藏人相比较为平静，因顾忌设在拉萨的尼泊尔领事馆，凡与国外有关系的穆斯林，所属清真寺的宗教活动并未受影响。
河坝林一带的穆斯林不仅卷入到文革当中，所属的清真大寺据说在大昭寺被砸那天，红卫兵和“革命群众”也冲进去欲砸之，但环顾四周，发现空空荡荡的清真寺没什么可砸的，只好在墙上写了些革命口号就走了。不过，清真大寺后来还是被砸过，据说是以居委会的积极分子为主，有藏人，也有回族，但砸得不厉害，因为里面没什么东西可砸。清真大寺的礼拜殿被用作开会、唱歌、跳舞的场所，后成为河坝林居委会的所在地。阿訇被说成是“小达赖”，遭到批斗和抄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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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看现场批斗会的“群众”们， 多为河坝林居委会的居民，其中也有手持红缨枪的学生。图中那个双手握着草帽的年轻女子是一个居民红卫兵，她的姐夫是从色拉寺还俗经商的康区德格人，为防止中共软禁甚至伤害达赖喇嘛，于一九五九年三月初与成千上万的藏人去罗布林卡保卫达赖喇嘛，而被中共以“叛乱”名义进行镇压。赤手空拳的他中枪被俘，并被关进囚车驱逐出拉萨，遣送康区劳改，不得不与他在拉萨的已经怀孕的妻子分离，两人相爱很深，但从此天各一方，再无团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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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三幅照片展现的正是河坝林居委会游斗“牛鬼蛇神”的场景。上图：游斗队伍正经过宇妥路。被游斗的人除了走在前面的崔科·顿珠次仁，还有邦达多吉和邦达晋美两父子，各扮一黑一白的“萨迦巴姆”紧随其后，被戴上纸糊的高帽，穿上原本给护法神穿的法衣，拉着堆满剥削阶级“赃物”的木板车，垂头丧气地被游街。邦达晋美是阿沛·阿旺晋美的女婿，据说阿沛·阿旺晋美的女儿原本也在围观的群众中，突然看见自己的丈夫穿着“萨迦巴姆”的一套浅色衣服被游街，吓得不轻。旁边的人悄悄说，你赶快走，别待在这里，不然等会儿也会把你揪出来，于是她赶紧跑回家。
中图：游斗队伍正经过十四世达赖喇嘛家族的府邸尧西达孜（坚斯厦），当时为大片树林围绕，现已改为北京中路。在树林旁边的平房是一九五〇年代盖的邮电局（现已拆，改建为邮电宾馆）。右上角一幢方形房子，两三层高，一面墙上有四扇小小的没有藏式装饰的窗户，被认出是西藏军区的碉堡，建成于一九五〇年代，位于今天的赛康商场对面。当时解放军在拉萨城里建有多个碉堡，藏人并不知道是干什么用的。一九五九年三月“拉萨抗暴”期间，解放军把玻璃窗推开，露出了机关枪，这石头房子就成了军用碉堡，打死了很多藏人。走在崔科左边那个身背草帽的积极分子，是斗过噶雪巴的格桑班觉。
右图：是在大昭寺讲经场“松却绕瓦”。围者如云，一副争相目睹、拍手称快的情景。大都是藏人，也有回族，如前两张照片上，走在前面的积极分子玉鲁斯，在批斗多吉帕姆的照片上出现过。左边三层高的藏式建筑即葛如厦大院，原属于噶厦政府所有，租借给商人和居民。大学者更敦群培一九五一年辞世前曾在三楼的某房间居住，现设成纪念馆，把他的一生改塑为追求进步的“爱国志士”，即爱“新中国”。
（文章只代表特约评论员个人的立场和观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