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国际藏学家说“农奴”和“农奴愤”
在这里，我要介绍三位国际藏学家就“农奴解放纪念日”撰写的文章。一位是已故著名藏学家、原印第安纳大学教授艾略特·史伯岭（Elliot Sperling）的文章，发表于《远东经济评论》2009年4月号。一位是历史学家华伦·史密斯（Warren W. Smith）的文章，于2009年3月13日呈交给美国国会中国问题执行委员会，是西藏问题圆桌会议的文件。一位是藏人、历史学家茨仁夏加（Tsering Shakya）的文章，2009年3月18日发表于英国开放民主网。（注：三篇文章的译者是台湾悬钩子，译文全文发表于我的博客）
1、艾略特·史伯岭先生在《中国对西藏问题固执到底，拒绝变通》（China Digs in Its Heels in Tibet）一文中写道：
“在‘西藏百万农奴解放纪念日’变成月历上的国家节日之时，一些观察是有必要提出来的。西藏的传统社会无疑是阶级分明的，而且也是落后的，充斥了贵族的土地产业，还有依附于土地的农民。毫无疑问的也是，不管是在流亡或境内的藏人，都不想再恢复原来的社会。许多藏人会很乐意承认旧的社会结构的确是十分不平等，但它也绝对不是中国文宣里描绘的，那种卡通化、残酷的‘人间地狱’。”
“中国又再一度推出来大讲特讲，所谓1959年前令人震惊的旧西藏，是在1970年代的展览、以及《农奴愤》一书出版后就已经通俗化了，尤其是《农奴愤》的描述极尽夸张之能事，几乎到了好笑的程度。事实上，差役赋税义务的范围多所不同。在底层的一些农民所负担的差役赋税义务也许是沉重的，西藏的系统却允许农民能够拥有土地，甚至他们可以让其他人来为自己工作。在一些案例中，有赋税义务的人可以离开贵族的土地，到别处去，只要给领主缴交年租就可以了。除此之外，寺院的生活也让相当重要比例的人口不必受到正常贵族土地差役的束缚。”
“事实上，谈到农奴问题，一度倍受赞扬的人民公社制度，其成员所过的事事受管制的生活，很难说不是跟所谓的农奴制相仿 — 除了，许多农奴还至少拥有自己的土地，还有权利保留土地上所生产的作物。说到最后，中国只是试图创造出一个过度简单、坏人与受害者的扁平卡通而已。”
“很能显露中国真正意图的是，中国常常利用英国帝国时期，对西藏的记录文献之中的照片与轶事，来说明其‘人间地狱’的主题。然而历史学家也可以利用同样的材料，描绘一个十分野蛮的传统中国，实在是非常讽刺；而这样的记录也真的可以在当时西方帝国主义的文献里面找到。更讽刺的是，对于今日的藏人而言，大概历史记忆里没有任何一个时期，其残酷与野蛮可以跟1950年代‘民主改革’开始后，并且一直持续到文化大革命的那些年月相比了。”
“……1979年，当达赖喇嘛派出代表团回到西藏参观，拉萨的党员干部真的相信了自己的宣传，还对该城的居民晓以大义，希望他们不要对来访的封建政权代表发泄愤怒。然而真正发生的事情，都被达赖喇嘛的代表团拍摄在影片上了，今天看起来仍然相当惊人：拉萨市中心，成千上万的藏人包围了达兰萨拉来的使者，含泪诉说他们过去二十年悲惨的生活。那个画面让中国领导人相当震惊，而且对某些人来说，也起码地说明了自从‘封建农奴制’被‘解放’以后，西藏的社会沉沦到怎样的深渊。”
2、华伦·史密斯先生的文章《“农奴解放日”与中国外交新攻势》（“SERF EMANCIPATION DAY”AND CHINA’S NEW OFFENSIVE ON TIBET）很长，主要说明的是，中国庆祝“农奴解放纪念日”出于转移真正的政治问题，亦即民族自决权利的问题，其中写道：
“‘百万农奴解放纪念日’的庆祝，是为了‘强化西藏广大干部群众爱党爱祖国的感情，揭露达赖集团的反动本质’。而在理论上解放农奴的‘民主改革’运动，被说成‘人民革命运动’，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百万农奴推翻农奴主阶级的黑暗统治’。西藏农奴解放也被拿来与美国内战时的解放黑奴等量其观。”
“这样的宣传一直都是中国涉藏政策的重要部份。这类型的宣传最恶名昭彰的例子之一，就是名片《农奴》，还有在拉萨的展览‘农奴愤’。电影《农奴》是由人民解放军电影制片公司在1960年代所制作，描绘在共军来‘解放’之前受苦的农奴们，据说他们都把共军称之为‘菩萨兵’。这部片子在全中国各地放映，并且对于中国的观众有重大的影响力，形成了他们对于西藏的看法，以及中国人在那里所扮演的角色。在许多中国人的经验里，这就是塑造他们对西藏印象的唯一来源。”
“‘农奴愤’的展览，是在1970年代由中国艺术学校的学生（唯色注：不是学生是老师）在拉萨创造出来的。展览的内容是106个大型的泥土塑像，都是在刻画各种受苦的农奴。这个展览一直持续到1979年改革开放时期为止（唯色注：是在毛泽东死后停止的），但在1970年代里，每个西藏学校的儿童都必须前往参观。在其他地方，也有类似的展览，特别是在布达拉宫的地下室，旧的拉萨监狱，以及乡村地区的好几个庄园里。这些地方都无一例外地展出，用来折磨农奴的刑具，以及许多农奴、乞丐的照片。另外一个宣传技巧，就是让前农奴公开讲述他们曾受的痛苦。一些前农奴们，他们的故事经过适当地补充，变成了半职业的表演者，被带到所有的西藏村庄与乡镇去表演。”
“……中国宣布与庆祝‘农奴解放纪念日’，就好像中国在西藏政策的许多面向一样，意在宣传，不只‘教化’藏人，也是向外在世界作宣传。而中国对西藏统治的合理化借口之中，阶级的主题，变成其论据之中最基本的一项。中国使用这种阶级论述，意图消灭否定的，就是藏人的民族自决。如果解放前的西藏可以被描写成最痛苦的人间地狱，如此一来中国的统治也许就可以被合理化了。然而，为了达成这个目地，旧西藏的坏处必须被夸张到荒谬的程度。没有一个社会能够比中国人所描述的西藏更加可怕。而除了中国人外，也几乎没有一位对1950年之前的西藏有任何知识的人，会这样描述它。中国用这些形容词来贬低西藏社会的目的，很明显是为了合理化所谓的‘西藏和平解放’，以及中国对一个非汉民族的外来统治。”
3、茨仁夏加先生的文章《西藏与中国：现在的过去》（Tibet and China: the past in the present）评论了“农奴解放纪念日”作为某种政治表演的意义，既是一种当地官员“提供土著顺服的表象”的“生存之道”，同时传达了中国官方对于藏人身份有意污名化的叙事用意，并显示国家权力。其中写道：
“像在‘农奴解放日’典礼上可见到的整套繁复的忠诚表演，总是可能遭遇的困难是，当地人民会有什么看法是难以控制的。我自己小时候在拉萨长大，还记得那时候去看史诗电影《农奴》（1963年，李俊导演）第一次在西藏公映。这部电影刻画了一个名为强巴的‘农奴’受苦的一生，他的双亲被邪恶的地主杀死，他本人被地主的儿子当马来骑，（他在寺院又被道貌岸然的活佛欺凌），直到人民解放军来到，使他免服差役为止。这部电影，意图激发人民对于西藏上层阶级压迫的反感，到目前为止，仍在中国各地被视为对西藏社会制度的有力刻画。
但即使它在拉萨放映时，几乎没有人用上述的感觉来看待这部电影。当地人早就见过李俊以及他的工作队拍摄电影的过程，他们还认识其中的演员，也听说他们只能遵照指令，对于电影中许多不正确之处没有置喙余地。
然而这并不妨碍土著民族的‘真情’演出：西藏的每个人在看这部电影时，都应该要哭泣；在当时的环境下，假如你看了以后不流泪，那就有可能被指控对封建领主抱以同情。所以我的母亲与她的朋友们就在眼睛下面抹清凉油，好让双眼看起来泪汪汪。
在一个著名的场景中，强巴因为肚子饿而偷窃寺院佛龛上的供品，因而被僧人痛打。当时的拉萨人并不把它看成什么阶级压迫，反而认为他是个亵渎神佛的小偷，所以受到因果报应。这部片子于是在拉萨被称为‘强巴多玛古玛’（意谓：强巴，盗窃供品的小偷）。即使今天，在提到这部电影时，也没什么藏人使用官方指定的名称。对中国官员来说，危险是‘农奴解放日’也很有可能会在庆祝典礼过后，即在人民的记忆中遭逢同样的命运。”
“‘农奴解放日’的言说对于中国政府如何看待藏人很有启发性。因为不停地使用‘农奴’或‘奴隶’等字眼（虽然是描述过去的压迫），官方中国也把藏族矮化为原始初民地位，赋予了外界经营他们生活的权力。
藏人就是落后的概念，深植于官方对于西藏的论述之中；而这种看法已经渗入、贯穿中国民间对西藏的印象。然而值得注意的是，这是一个非常晚近的发明：它一直要到1959年的征服发生后，才变成整个系统的一部分，并且是作为这个过程的一部分：被征服的民族被转化成为野蛮人，等待征服者教化与文明的施舍。”
（文章只代表特约评论员个人的立场和观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