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农奴愤》的下场
我不太清楚当初为何选择用泥土作为塑造《农奴愤》的材料，而非石头，或者金属。或许是因为《农奴愤》是对之前承担“阶级斗争教育”的红色经典《收租院》的模仿，而《收租院》本身正是泥塑，所以就要复刻到底，沿用同样的材料。据说这是文化大革命大型雕塑的特点：“被誉为样板作品的《收租院》对文革中的雕塑产生了极大的影响”【1】，大型泥塑被认为是人民群众喜闻乐见的艺术形式，全中国涌现出一批“歌颂毛泽东光辉业绩的大型的群雕”；也或许是因为泥塑制作的时间更短，能够赶在西藏自治区成立十周年时向党献礼。
可是谁也没有料到，1975年9月展出的泥塑《农奴愤》在短短一年后，随着毛泽东的去世及由他发动的文革结束，这些“农奴愤”便被搬离展厅，堆积在展览馆的角落，最终碎裂一堆。那些断裂的泥块、破碎的人像在阳光下失去了任何曾被赋予的政治角色，落得了被“扫进历史垃圾堆”的命运，仿佛这些承载了“历史记忆”的雕塑从未存在过。
历史是轮回的，泥塑《农奴愤》的这些泥人儿也是轮回的。当文革的暴风骤雨袭来时，红卫兵把无数寺院的无数佛像砸得粉碎，而文革结束后，象征文革胜利成果的《农奴愤》也遭遇了同样的命运，只剩下一个个如被斩首的残缺头像，从“革命的丰碑”变成了无人问津的尘土，这肯定让那些来自北京和沈阳的革命文艺工作者捶胸顿足。他们克服了可怕的高原反应、蔬果供应匮乏等困难，耗费大量时间与精力精心创作出的献礼之作，却在展出不久便遭遗弃，这也太扎心窝了。
他们应该是做过努力的，我找到一篇有关中国雕塑大事记的文章【2】这样记录：
“1974年 甲寅
应西藏展览馆邀请，中央五•七艺术大学美术学院（中央美术学院）赴藏雕塑组、沈阳鲁迅美术学院赴藏教师共同创作大型泥塑《农奴愤》。整组雕塑由106尊真人大小的塑像组成。
《农奴愤》（图片稿）专题展览在北京中央美术学院陈列馆展出。……
1975年 乙卯
《农奴愤》创作完成。……
1978年戊午
国家民委决定将《农奴愤》再创作再提高，仍由《农奴愤》创作组再进西藏深入生活，复制一套小型《农奴愤》，以供博物馆永久陈列，后因民委计划有变未能展出，其作品现在北京民族宫。……
所谓的“国家民委（即国家民族事务委员会）决定将《农奴愤》再创作再提高”的说法，表明“《农奴愤》创作组再进西藏”很有可能是去拯救他们的那批被抛弃的“伟大”作品，但显然未能如愿，而复制的那套小号《农奴愤》肯定大不如原作。对此公开资料中缺乏详细记载，但有一些因素可能对该项目的推进产生了影响，一是社会背景的变化：文化大革命结束后，中国社会进入改革开放时期，政治和文化环境发生了显著变化，此前以阶级斗争为主题的宣传作品可能不再符合新的社会氛围和政策导向；二是藏人社会的反应：事实上，大多数藏人对《农奴愤》是厌恶的，认为其丑化了西藏的历史、宗教和文化，并不符合事实。
文革的帷幕暂时落下，曾经占据中心舞台的泥塑《农奴愤》曾是“革命”和“解放”的象征，如今却变成了麻烦——它们的存在提醒人们就在昨天那个时代有过的狂热与极端，而这正是如今“百废待兴”的新时期需要极力避免触碰的记忆领域。于是，当《农奴愤》从西藏革命博物馆消失后，似乎也从公众的记忆中消退了。几乎没几个人再提及它的意义，也没几个人为它的去向发声。这正是某种隐喻——被创造出来的伪历史终将难以承载真相的重量；也正是这类叙事的宿命——当一种政治工具失去权力的加持，它便不再拥有存在的价值。
关于泥塑《农奴愤》的下场究竟是如何造成的，一直语焉不详。撰写过多篇怀念《农奴愤》文章的红色艺术家韩书力欲言又止地、颇为愤懑地说：“‘农奴愤’完成面世不久，随着‘文革’之终结而处于冷藏状态。……为迎办某个重大庆典事宜，并服从拉萨市政扩建布达拉宫广场的总体规划，原处于布达拉宫宫墙东南端的西藏展览馆搬家迁走，遂包括泥塑‘农奴愤’在内的许多不能与时俱进的展品也就理所当然地被毁之弃之了。……（藏族雕塑家）阿里说，搬迁时他将其中的一部分农奴做了‘斩首行动’，即把一部分他认为非常好的泥塑头像从高高举起的铁锤之下解救出来，并收存于临时馆舍的一处角落。”【3】
到底是何人居然“高高举起铁锤”？韩书力不愿说更多，其他人更不愿意多提一句，仿佛这些泥塑只是因搬迁不当而不小心碎裂，或“在西藏展览馆迁建时被毁弃”【4】，真的是这样吗？我从网上找到了一位艺术家的回忆，他无疑是诚实的。他的名字是李新建，当时也是西藏革命展览馆的美工，他在2008年向《世界艺术》月刊的记者讲述了这个故事【5】：
“我在西藏革命展览馆的工作是负责展览的总设计师。……我82年去西藏革命展览馆工作的时候，还有几个展厅专门展览《农奴愤》，不过也处于关闭状态。1974年为纪念西藏自治区成立十周年，中央美术学院雕塑系和鲁迅美术学院的十几位教师来藏，为该馆创作一组反映封建农奴制下的农奴生活与政教合一的喇嘛教强权社会抗争的大型泥塑群雕。这种主题先行的创作模式，想必是以四川美术学院在六十年代制造的《收租院》为范本。这群文革期间被劳动改造的雕塑家们挥洒青春，他们苦干了数百个日日夜夜，倾注了极大心力与体力完成了这个政治化的教具《农奴愤》，试图想用这个教具去辨明在西藏、被藏民族认知、理解和生活了上千年的佛陀教化过的地方，需要他们去斗争和反抗。多么可叹，可笑，可悲，这组大型群雕泥塑最后被砸得粉碎。
“当时为筹办《西藏概况》展览和劳森伯格的展览，就把农奴愤给挪动到靠后里面的展厅里。鉴于那时的政治思想倾向（胡耀邦去了西藏），可以说是我见到的西藏唯一的一座约一米半的汉白玉毛泽东塑像，曾立在门厅中央，后来也被拆开两节堆在展厅的门旁旮旯。
“记者：现在这组雕塑还在展览馆里吗？
“李新建：早没啦。刚才不是说了吗，当时做劳森柏的展览，就把农奴愤的雕塑搬动了一下，两年后就不知被谁下命令给砸了。我真为这群被改造雕塑家们在西藏挥洒青春而悲哀。我们展览馆的雕塑家阿里他以前曾参与过制作，所以他捡了几个头像自己保存下来。”
看看，为了展现“人间地狱的旧西藏”，这好不容易才完成的泥塑《农奴愤》，展出仅过一年便遭到了如此对待，甚至“不知被谁下命令给砸了”，这意味着什么呢？不管是谁砸的，至少说明很多人其实根本不喜欢这些泥塑。我相信，听到“农奴愤”化作一堆烂泥巴时，拉萨人民的内心是暗自欢喜的。那么民间有没有相应的讽喻歌谣流传？就像过去，在其实精神自由的“旧社会”，拉萨人民喜欢创作并流传讽刺社会现象、达官贵人的歌谣，比如那个在文革中被斗得死去活来的贵族噶雪·曲吉尼玛，既是“旧西藏”多起影响时局的重大事件的重要人物，也是“新西藏”的合作者，而当年即一九四○年代，拉萨街头盛传一首讽刺歌谣，把噶雪巴比作两面敲的法鼓“达玛茹”，来嘲讽他是一个善于投机的两面派，是“双面人”。其实在泥塑《农奴愤》被砸时，那首讽刺歌谣同样可以送给革命展览馆的领导和艺术家们，再合适不过了。
泥塑《农奴愤》成了意识形态的负担，不再适合当时的政治需要，除非有了某种契机——2008年3月爆发了从拉萨蔓延全藏多地的抗议（也即中国官方所称的“‘314’骚乱”或“拉萨‘314’暴乱事件”），这反倒成了泥塑《农奴愤》复出的契机。事实上，如果没有在这年发生为世人瞩目的抗议事件，泥塑《农奴愤》的残片或许会永远躺在垃圾中，化为尘土的一部分，屈指算来这空档期也够漫长，将近三十年过去，“《农奴愤》创作组”的雕塑家们都垂垂老矣。
而在之后的岁月，权力重新青睐的机会愈来愈多，“《农奴愤》创作组”于是趁势让一件件“农奴愤”复活，甚至引入了新科技，而这自然不需要他们亲力亲为。2017年9月，中国美术馆举办了“首届全国雕塑艺术大展”【6】，其中包含了30余件《农奴愤》残存头像，并“借助3D扫描和打印技术”，在特设展厅中重现了当年《农奴愤》的展览场景，成了“本次雕塑大展的亮点”。新华社称这些残品属于“中国百年雕塑经典”，然而它们看起来更像是对历史的讽刺：一个个龇牙咧嘴的断头，难道真的有恒久的艺术价值？反而更像是恐怖电影的道具。
当然，如今这些轮回中的泥人儿又闪亮登场了，我会在后文详述。然而我们需要记住的是：并非每一个真实的记忆都能被封存于看不见的角落，也并非每一种篡改历史的叙事都能长久地占据主流话语。
注释：
【1】文革与当代史研究网：王明贤、严善：文革中的大型雕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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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廿世纪百年中国雕塑大事记：https://www.scfai.edu.cn/__local/4/51/98/606BA7FE52ECCBDEFA7D6A47429_C4155135_17FCDFF.pdf
【3】西藏往事四:西藏革命展览馆和失落的《农奴愤》 https://www.163.com/dy/article/CL9RF6520524BJDE.html
【4】近600件雕塑作品在中国美术馆全部展厅内外空间，将是一个什么样的景象？https://www.sohu.com/a/192141707_301394
【5】追忆被整个艺术界遗忘的劳申柏格85年西藏个展 https://mp.weixin.qq.com/s/GF9axfTUAFEZNuOfF1S8kQ
【6】 590件雕塑精品在中国美术馆讲述百年雕塑史https://news.sina.cn/2017-09-06/detail-ifyktzim8399287.d.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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