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忆,故我们在(唯色)

东欧作家米兰•昆德拉说:“人与权力的斗争,就是记忆与遗忘的斗争”。这并不是说“人”愿意遗忘,而是“权力”要让“人”遗忘,以便让它的谎言成为记忆,而“人”的记忆却被它没收、销毁。

事实上,一直以来,藏人们坚持着这一斗争。于个人而言,在境外有不少流亡藏人的回忆,在境内已经有了纳仓•怒罗先生的回忆;于民族而言,于图伯特而言,有尊者达赖喇嘛的回忆录,也有诸如达瓦才仁先生记录的《血祭雪域》、我调查文化大革命在西藏的《杀劫》和《西藏记忆》,及关于2008年图伯特抗暴运动的《鼠年雪狮吼》,等等。

民族的历史是由这个民族的个人历史来组成的。沉默几十年,作为在“世时翻转”中幸存的见证人,纳仓•怒罗先生终于写下的,不只是个人记忆,更是这个民族最为沉重的历史档案中的一页。希望有一天,我们可以建一个西藏的个人历史博物馆,而他当是这个博物馆的表率。西方哲学家有曰“我思故我在”,在西藏的个人历史博物馆的墙上,将写下“我忆,故我们在”,这就需要许许多多个“我”的记忆,既要有见证人的记忆,还要有见证人的子孙后代的记忆。

正如纳仓•怒罗先生在他的记忆之书的前言中所写:“在那个年代遭受这样苦难的何止是我一人?有成千上万的人,每个人心里都有一部跟我差不多的人生悲惨故事;一个部落或一个家庭,都有讲不完的类似历史故事,这是肯定的。但是,将这些历史写成文字的却很少,它们只深埋在人们的内心深处,后人并不清楚、了解。若这些历史事件要让后代知道,就得由前辈们将之付诸于文字,然后交给后辈。我想这是留给他们最好、最珍贵、没有比这更好的遗产了。对一个人来说是这样,对一个家庭或一个民族更是如此。”

也许人们会对这本关于童年的回忆之书存有疑问,比如失去母亲的幼儿怎能记得家道如何衰落?比如跟着父亲去拉萨朝圣的孩童怎能记得漫长路途上遇见的雪山与湖泊?我也这样有些唐突地问过作者,而他的回答很简单,只是说人生中有些事情是铭心刻骨的,许多个日日夜夜,他总是与幸存下来的兄长、族人一遍遍地回忆,所以他其实一直活在苦难的童年,反倒是后来岁月中的经历变得依稀彷佛。

没有记忆就没有纳仓•怒罗,也就没有他死于“解放者”枪口下的父亲和成千上万的族人,所以他的记忆绝非掩盖真相的侵略者的记忆,而是一个普普通通的藏人身为幸存者的个人记忆。当然在他的个人记忆中,除了“世时翻转”带来几乎男尽女绝的种族屠杀、寺院尽毁的文化灭绝,还有在那之前,生活在雪域大地上的游牧民族,其日常生活充满丰富而独特的细节,以及为佛光所照耀的精神世界,我在读到这一段时落泪了——

“一会儿有个札哇兴奋地喊道︰‘太阳出来了﹗’在场的朝圣人全朝垭口狂奔,我们夹在人群中,爬到郭拉山垭口时,只见左边山下的平原一片烟雾缭绕,阳光洒在烟雾中,祖拉康金顶上的金饰,金光闪耀,辉煌无比。我们随着众人一起磕头、供桑,垭口人声鼎沸,欢腾雀跃。我心里涌起一股无法形容的喜悦,眼泪情不自禁地流下:‘啊!喇嘛贡确!佛祖如意宝,我们终于到拉萨了!’”

(文章只代表特约评论员个人的立场和观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