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些日子在推特上看到一个视频新闻，是俄罗斯的一位宣传员安娜·多尔加列娃 (Anna Dolgareva) ，带着平静的表情和平静的声音在电视节目中平静地说：“……所有抵抗的乌克兰成年人的身体要被消灭，他们的孩子要在俄罗斯精神中长大。”她的话印证了另一篇报道：据耶鲁大学公人道主义研究实验室的报告揭露，俄罗斯在其占领的克里米亚和俄罗斯本土关押了至少6000名乌克兰儿童，并且可能更多。报告称，“俄罗斯联邦承认的多个营地被宣传为‘融合计划’，显然其明显是将乌克兰儿童融入俄罗斯政府的民族文化、历史和社会愿景”。
我于是想起我的一篇文章，是从我写作多年尚未完成的长篇家族故事中选摘，题为“蛮子的舌头”，关于我及同代族人被驯化的经历之回顾：
1981年初秋，在藏区东部日益汉化的小城康定（藏语叫达折多）初中毕业的我，恰遇位于成都的西南民族学院预科部（相当于高中部）招收藏族学生。这个预科部应该是始于1985年，出于加快同化的目的，在北京、上海等诸多中国城市创建的西藏班、西藏中学的前身，具有实验性质。当然，官方的说法一概是“帮助西藏培养人才”。
并非父母鼓励，纯属个人意愿我报考了预科。正处在叛逆期的我不想被父母管束，且觉得成都是个充满新鲜事物的大城市，并没有意识到汉地与藏地有什么不同，也没有预料到我会与自己的家园、所属的文化渐行渐远。
穿军装的父亲把我送至成都。我们坐在座椅硬梆梆的长途汽车上，翻过了高高的二郎山（藏语它叫什么呢？），这之后，窗外的风景是青青翠竹、大片菜地和挂满枝头的水果。当我们下车，我第一眼看见的是街边饭馆前摆放的盆子里，堆满孤零零的兔头散发着诱人的味道。我一时发愣，立刻想到的是吃兔肉会变成豁嘴的西藏民间传说，眼前也出现了那穿过高山纵谷的道路上，藏语发音是“Ribung”的兔子倏忽而逝。
扑面而来的很多都是迥异的。饮食；外表；口音……开始吃红烧鳝鱼、吃麻辣兔头、吃青蛙肉。知道吃这些违背了禁忌，更知道不吃这些就是迷信的“蛮子”。成都人似乎爱说“蛮子”，如果你连兔头都不敢吃，必然就是瓜兮兮的“蛮子”（瓜兮兮的意思是笨蛋）……成都是个潮湿的盆地，我和同族的同学们都惊讶地发现头发卷曲得太厉害了。一般人将这种“自来卷”看成是少数民族的特征。于是我们每天早上都用梳子狠狠地梳着长而卷的头发，要把卷发梳成直发，最终剪成齐耳长的短发，虽然还卷，但看似烫过，就像成都街上的中年妇女。
设在民族学院的预科是一个封闭的“小学校”，我们被安置在校园一角的两间大教室里上课。我们从不和成都的中学生接触，根本不知道同龄的他们每天在学什么，但应该是一样的，毕竟我们和他们的课本完全相同，绝不会多出另一本藏文课本或彝文课本。我的同学多数是藏人，其余是彝族，但会说藏语和彝语的没几个，随着时间推移，人人都是一口流利的成都话。后来，拉萨的亲戚们形容我的舌头是“做过了手术的舌头”，因为那些颤音、卷舌音、齿龈音等若干种传统藏音，我不是发不出口就是发成了怪音，甚至连藏语的“拉萨”这个词都发音不准。
上大学的经验更是被置换的经验。整个西南民族学院有三十多个各具名号的少数民族，让我们似乎生活在多民族的环境里，却并不了解这些民族的历史和文化，只知道在一些民族的节日吃一顿有民族风味的饭菜，或者围着篝火喝酒唱歌跳舞着篝火喝酒唱歌跳舞，或者用脸盆互相泼水过一过傣族的“泼水节”。多民族的特点也让我身陷时刻感受到自己是“藏族”的情境之中，却并未受到过任何本族化的教育。
我滔滔不绝秦始皇修长城却说不出布达拉宫如何筑成；我倒背如流唐诗宋词却读不懂六世达赖喇嘛的诗歌；我熟知红色中国若干个革命烈士，却不了解1959年拉萨起义中藏人自己的英雄……好在我没有忘记拉萨。那是我的出生之地，四岁时随父母迁徙至藏区东部，从此深怀对拉萨的乡愁。直到1990年春天，我大学毕业的第二年才终于返回，在官方主办的西藏文学杂志社担任编辑。
但抵达拉萨的最初见闻让我惊讶。童年的记忆并不清晰，而我只能从我父亲当年拍摄的照片里留下对拉萨的模糊印象，似乎有一种别具一格的美好。现实却是荷枪实弹的军人布满全城，一辆辆装甲车隆隆碾过大街，这是因为一年前即1989年3月，许多藏人包括僧人、尼姑和平民走上街头，抗议1959年3月的镇压，而这一次，北京对拉萨实行了长达一年零七个月的军事戒严。
双脚站在拉萨的地面上，我有一种深深的孤独感，毋庸置疑，这是做过手术的舌头造成的。我发现，我几乎说不出几句完整而标准的藏语，我脱口而出的反而是带有四川口音的普通话。可是，我的母语原本并非中文啊，只不过我的问题在于，我的母语在成长过程中被置换了。我甚至怀疑这是因为我吃过麻辣兔头，冒犯了禁忌的人很可能连外貌也会改变。
二十年后重返拉萨的我其实是一个失去自我的我。而我对自我的追寻、抗拒、接纳……最终以今日的立场讲述西藏的故事，实在是花费了太长、太长的时间。但万事万物的形成都是有原因的，我之所以被置换成另一个人也是有原因的，正如西藏的一句谚语：“鸟落在石头上，纯属天缘”，幸运的是，我并没有被换掉心脏。
至今让我难忘的是第一次去大昭寺的经历，它意味着一个重大的转折由此发生，更像一股强大的电流，将遭到异化的我重重击中。那是一个黄昏，我被依然保留着藏人传统的亲戚带往寺院。不知为何，泪水从我迈进寺院就莫名涌出。当我见到含笑的释迦牟尼佛像时，不禁失声哭泣，内心有个声音在说：“你终于回家了。”不过我立刻感到痛苦，因为听见旁边的僧人用藏语感叹：“这个加姆（汉人女孩）是多么可怜。”
（文章只代表特约评论员个人的立场和观点）